1962年夏季,一架来自北京的专机顺利降落在朝鲜首都平壤。飞机稳稳停下后,新中国总理周恩来步出机舱,走向迎接他的朝鲜外务省副相金永南,伸出了双手。然而,金永南察觉到与往常见过的周恩来不同,这一次的周总理神色凝重,眉头紧锁,似乎深陷沉思,思绪未曾停歇,给人一种异常严肃的印象。
一、
周恩来总理一生中多次访问朝鲜。四年前的1958年2月,周恩来首次正式带队访问朝鲜,与金日成就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的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那时,金永南作为劳动党中央国际部副部长,全程陪同周总理的访问,甚至亲自陪同周总理参观了咸兴市及兴南化肥厂。
那次访问正值中国农历春节,而朝鲜亦有过春节的习俗。周恩来总理在和朝鲜人民一同欢庆春节的日子里,感受到了浓厚的友谊与热情,他也与朝鲜人民共享了节日的欢愉,畅饮了不少中国的茅台酒。在金永南的记忆中,周恩来总是神采奕奕、从容不迫,面对任何问题总是淡定如常,给人以温暖如春的感觉,然而此次周总理的神情却不同,眉头紧锁,显然心头有事。
金永南也意识到,周总理此次访问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解决两国边界划定的问题,尤其是关于长白山归属的谈判。
自古以来,涉及两国边界的谈判往往拖延多年,且异常复杂。但周恩来深知,若再不尽早解决,将会成为两国交往中的潜在隐患,甚至可能成为历史上的一颗定时炸弹。因此,他清楚地知道,这次访问注定是一段艰难而漫长的旅程。
从明朝以来,中朝两国一直以鸭绿江和图们江两大河流为天然的界河,但因图们江上游水流复杂,河道狭窄且水浅,源头模糊,导致边界模糊不清。因此,频繁发生边民越境事件,中朝两国间不时爆发外交纠纷。
到了清朝,为解决这一问题,清廷在鸭绿江和图们江上游地区设置了临江县,并在东北地区重新进行了边界勘定,但非法越境问题依然屡禁不止。此类非法越境的行为大多由朝鲜人所为,因为中朝自古以来文化相似,朝鲜也曾由中国的民族建立。
二、
商朝末年,商纣王的哥哥箕子在商朝灭亡后,率领部下到达朝鲜半岛,建立了箕子朝鲜政权,并将首都设在了平壤。箕子朝鲜在存在了1000多年后,于春秋战国时期衰败,被燕国所占领,划定了中朝两国最早的边界——浿水为界。
西汉时期,卫满率领一千余人进入朝鲜,最终推翻箕子朝鲜建立卫满朝鲜。公元前108年,汉武帝灭掉卫满朝鲜,并在朝鲜北部设立了四郡,彻底改变了当时的边界划分。随后的朝鲜半岛历史中,边界线时常变化,至唐代时,朝鲜与新罗之间的界线已经到达了泥河。
随着新罗朝政腐败,百济和新罗合并后,朝鲜半岛的边界逐渐接近唐朝,直到高丽建立。到了元朝时期,元朝与高丽重新划定了边界,并纳入了元朝的管辖。明朝建立后,中朝两国又以鸭绿江为界,图们江流域的女真部落则归朝鲜管理。从那时起,中朝两国便沿用图们江为边界。
三、
1636年,清太宗皇太极与朝鲜达成协议,明确鸭绿江和图们江为两国的边界,并立下誓言不再发生边界争议。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朝鲜的边民因谋生问题仍常常跨越边界。为此,清朝加强了边境巡查工作。康熙帝特派内大臣觉罗武默讷前去长白山祭祀并勘查边界。虽然康熙帝对长白山的神奇景观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下令进行祭祀,但朝鲜始终未配合清朝对长白山的详细勘界工作。
尽管如此,清朝依然派出穆克登等人多次前往长白山,甚至因勘查发生与朝鲜边民的冲突,史称“三道沟事件”。在穆克登的探查过程中,朝鲜有意将长白山天池的界碑位置偷偷移动,导致了长久以来中朝边界争议的根源。
四、
进入清朝中期,沙俄开始向东北扩张。为了防止沙俄侵略,清朝放宽了对朝鲜的边界封禁政策,允许朝鲜移民进入中国东北定居。然而,这也导致了朝鲜大量民众涌入东北,形成了朝鲜的第一次大规模越垦潮。
至1885年,朝鲜高宗提出要求清朝对边界进行重新勘定,并且希望在图们江北部地区确认朝鲜的领土。双方就此展开了谈判,但未能达成一致。朝鲜坚持认为应以红土山水为边界,而中国则主张以红丹水为界。尽管存在争议,勘界工作依然进行,并为两国日后的边界问题埋下了隐患。
五、
光绪末年,日本逐步侵占朝鲜。大量朝鲜反日志士逃亡至鸭绿江和图们江的中国一侧,开展反日斗争。1945年,日本投降后,东北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根据地。中国共产党视朝鲜人作为自己的一个少数民族,并迅速完成了朝鲜族的身份认同转变。
新中国成立后,边界问题仍然存在争议,特别是长白山的归属问题。朝鲜提出要求分割长白山,中朝双方达成了进行谈判的共识。
六、
1962年10月12日,经过多轮谈判,中朝两国政府代表在平壤签署了《中朝边界条约》,对长白山的划分达成了协议。按照条约,长白山天池的划分方案使朝鲜获得了天池的大部分面积,而中国则占据了剩余的部分。此举体现了中国的宽宏大量,以照顾朝鲜人民的特殊感情。
协议签订后,朝鲜政府将长白山最高峰白头峰改名为“将军峰”,并在附近竖立了纪念金日成将军抗日事迹的纪念碑。
经过这场漫长的边界争议,最终在1964年,双方达成了具体的边界划定,标志着两国边界问题的正式解决。然而,朝鲜方面此后提出的新领土要求遭到中国的拒绝,引发了一系列外交波折,但最终中朝关系逐渐恢复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