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在西安事变25周年的纪念会议上，杨虎城的长子杨拯民向周总理表达了自己心中的“不甘心”。

杨拯民的“心结”与父亲参与的那场震动世界的西安事变息息相关，同时也与蒋介石后期推出的那本“日记”——《西安半月记》密切相连。

杨拯民深知，寻找真相绝非易事，但他更为担忧的是，“再过些年，许多人不在了，真相便难以追溯了。”

周总理对杨拯民的提议非常重视，决定着手处理此事。

那么，杨拯民为何如此“心有不甘”？在听完杨拯民的建议后，周总理又是如何处理此事的呢？

众所周知，蒋介石有着日记写作的习惯，且坚持写了整整57年。他的日记分为两类：一类是为了别人而写，另一类则是自我记录的私密日记。

《西安半月记》便是一本写给别人看的日记。

这本日记详细记载了蒋介石在西安事变期间被囚禁的半个月经历，然而这本日记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并非蒋介石亲自所写。

自国共合作抗日达成以来，“西安事变”虽已平息，但在蒋介石心中，这一切仍未结束。

面对这场给他带来极大耻辱的事件，蒋介石决定掩盖真相，借助舆论力量，将张学良与杨虎城描绘成不忠不臣、心怀叵测之人。

为了让大众相信他的“日记”内容，蒋介石专门找来了一位擅长写作的助手——陈布雷。

陈布雷是国民党在文化和舆论宣传方面的顶尖人才，以敏锐的写作风格为蒋介石提供了许多所需文章。

陈布雷回忆称，蒋介石当时向他提出了三个主要要求：

作为蒋介石的专职写手，陈布雷内心颇为挣扎，因为他对西安事变的真相已经知之甚详。

当时，陈布雷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还在蒋介石的侍从室工作，负责宣传事务。身为核心人物，他不仅能接触到许多重要情报，连蒋介石逃跑时忘记带假牙的琐事也了如指掌。

陈布雷认为，若不是蒋介石的抗日立场始终坚定不移，也不曾命令杨虎城去打击红军，张学良和杨虎城也不至于做出军事政变的决定。

然而，若陈布雷未能如愿完成蒋介石的要求，他的个人安全也可能受到威胁。因此，写作《西安半月记》对陈布雷来说，成为了一个难以回避的挑战。

深思熟虑后，陈布雷决定以“当时并不在西安，无法了解事变的详细情况”为由推辞，并建议蒋介石找事变亲历者来写，这样更加具有说服力。

然而，蒋介石并不信任外人的口述，又不打算真实写下那些日子里的种种，因此他命令陈布雷按他的要求完成写作。

外界早已知晓蒋介石习惯写日记，陈布雷因此决定以日记的形式进行创作，以减轻外界对真实性的怀疑。

经过两个月的努力，陈布雷终于完成了这部《西安半月记》。蒋介石审核并作了一些微调后，决定将其正式出版，并首先在国民党内部发放。

一方面，这是为了洗清自己在事件中的责任，另一方面，也是借此震慑那些有军权的将领，警告他们若与蒋介石对抗，将无好下场。

随后，《西安半月记》在社会上传播开来，逐渐引发了公众对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质疑，许多人开始怀疑他们是否真心为国抗日，西安事变的动机是否纯正。

在书中，蒋介石声称自己始终有抗日的志向，而张学良与杨虎城却误解了他的“救国之心”，居然起而反叛，把他囚禁了起来。

蒋介石进一步阐述，他曾将自己的抗日材料展示给张学良和杨虎城看，并与他们多次进行深入的对话，最终这两位将领才意识到错误，投身抗日事业。

为了增加日记的可信度，蒋介石特意将自己与张学良再次见面的场景描述在书中。书中称，在那次会晤中，张学良感动至极，眼含热泪，表达了深深的歉意。

对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蒋介石在书中将其描绘为自己通过启发与教育，让张学良和杨虎城悔过自新，决定共同抗日，从而释放了他。

这本书不仅恶意“污蔑”张学良和杨虎城，还多次贬低中共，将其称为“匪帮”。

蒋介石认为，虽然张学良和杨虎城做错了，但他们也受到中共的诱导和蛊惑，误入歧途，最终导致了蒋介石辛苦八年剿匪的努力付之东流。

然而，蒋介石为何还能够让这么多“胡编乱造”的内容被人信服呢？原因很简单，他极其擅长演戏。

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首先将张学良送上军事法庭，并交由外界认为较为公正的军事法庭审理；但杨虎城作为从犯，蒋介石却没有采取任何强硬措施，反而派他去欧洲考察。

这一“宽容”之举让一些人认为蒋介石胸怀宽广，是真心为国，不计前嫌。

然而，时局变化后，张学良最终被软禁，杨虎城却遭到杀害。

而负责《西安半月记》写作的陈布雷，最终因内心的痛苦选择了自杀。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自己当年为蒋介石写日记是被逼无奈的，日记的内容完全是蒋介石的指示，根本无法表达他个人的真实想法。

国民党退守台湾后，曾有一篇文章在香港报纸上公开质疑《西安半月记》的真实性。蒋介石为了挽回舆论，甚至逼迫张学良为自己辩护。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忏悔录》文章发布后，社会对事变的认知变得更加混乱。

杨拯民作为杨虎城的长子，认为不能让蒋介石继续歪曲历史。他决心要让公众了解西安事变的真相，并还父亲一个公道。

杨拯民之所以选择找周恩来商议此事，重要原因是他对周总理的深厚信任。他曾在回忆中写道：“总理对我来说，是领导，是监护人，亦是父执。”可见，周总理在杨拯民心中的特殊地位。

他们的首次见面发生在1937年，西安事变之后，杨虎城被撤职并赋闲在家。周恩来总理亲自前往西安拜访杨虎城。

当时，杨拯民还是一个中学生，他听说周总理来了，急忙跑去客厅想见见这位伟人。

初时，杨拯民因害羞不敢上前，而是偷偷从门缝中观望周总理。很快，杨虎城发现了他，并叫他进屋。

杨拯民至今记得第一次见到周总理的情形：原本端坐的周总理见他走进来后，立刻起身迎接并握手，并做自我介绍。

接下来，两人聊了些其他的事情，整个氛围轻松愉快。这次谈话给杨拯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深感周总理是一位伟大人物，立下了要向其学习的决心，并考虑投身革命，前往延安。

两个月后，杨虎城因公务前往欧洲，而杨拯民的人生开始发生了重大的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