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12年2月12日，隆裕皇太后颤抖着双手把玉玺盖向了那份退位诏书。

此时跪在太和殿里的满清王公贝勒们早已是声泪俱下，总理大臣袁世凯却难掩内心的喜悦。

自从武昌首义之后，迫于无奈的清政府不得不重新启用了袁世凯，而垂帘听政的隆裕皇太后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亲自挑选的股肱之臣却成了大清王朝的掘墓人。

袁世凯倚仗背后洋人的支持，早已经和南方的革命军达成了协议，以逼迫宣统帝逊位为条件换取将来的中华民国大总统一职。

享国296年的清王朝最终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但他走的是那么的不甘心，是什么原因让清庭在手握七十万重兵的情况下，却最终选择了退位以谢天下呢？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帝制王朝，自从当年多尔衮率兵入关以来就一直实行尊满抑汉的策略，长期以来满族大臣无论是在数量上，亦或是质量上都全面的压制汉族官员。

直到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前，清王朝在外统兵的汉人大将军也只有岳钟琪一人而已，可见满清王朝对汉人的防范之心是多么的在严重。

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破了大清帝国天国上朝的春秋大梦，而经过康乾盛世之后的八旗子弟也早已不复当年之勇，无奈之中朝廷开始重用汉人将领。

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一批汉人凭借着平定太平天国、收复新疆等功劳成为了清朝后期冉冉升起的新星。

他们裂土封侯成了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而湘、淮两军也逐渐满汉满汉八旗成为清朝末期战斗力最强的军队。

然而积弊已久的清王朝已不是靠两、三只能打的军队，三、四个勇武的将军就可以解决问题的了。

随后的历次对外战争无不是以兵败赔款、丧权辱国为最后的结果，此时的一些仁人志士、甚至是那些比较开明的大臣官员都已经开始意识到西学东渐的重要性。

于是以李鸿章、张之洞为首的洋务派开始崭露头角。

这其中又犹以李鸿章的成就最为斐然，他先后开办了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电报总局等一系列工业、军事设施，客观上加速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特别是北洋水师的组建开启近代中国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的序幕。

而后李鸿章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权力达到了鼎盛，既可以掌管京畿要地的军政大权，又可以参与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他在此任上这一干就是25年，直到甲午战败才被迫做了替罪羊。

正是李鸿章的倒台让另一个北洋系统的强人坐上北洋大臣的位置，那就是袁世凯。

而李鸿章的倒台又和袁世凯有着不可密不可分的联系，而他们之间的恩怨又都和一个地方脱不了干系，那就是朝鲜。

1882年朝鲜爆发内乱，袁世凯随军进入朝鲜平乱，并凭借坚毅果敢的勇气，身先士卒一路过关斩将。

随后水师提督吴长庆为其申报了首功，此后更是因调度有方，严肃治军被委任为朝鲜军务帮办，在朝鲜可谓呼风唤雨。

而正是袁世凯在朝鲜的卓越成绩引起了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注意。

特别是袁世凯平定了朝鲜的内乱，从而打乱了当时日本妄图侵占朝鲜的计划，也就推后了中日之间爆发战争的时间表，客观上给北洋水师的发展赢得了时间。

甲午海战前，李鸿章听取了尚在朝鲜的袁世凯的建议，派兵1500人进驻朝鲜，进而与在朝的8000多日军发生了冲突。

随后双方各自增派援兵，直至七月份正式爆发了甲午海战，最清军终兵败如山倒。

中日《马关条约》后，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所取得的异军突起让清帝国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过往。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派赢得了光绪帝的首肯，但此时的清朝皇帝已经不能左右朝局了，慈禧老佛爷才是大清背后的掌舵人。

一向以维新彪炳的袁世凯正是看准了这个大势，才在最后的关头出卖了光绪，反戈一击最终导致戊戌变法功亏一篑，也让人们发现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于是孙中山先生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国民革命。

甲午海战的失败给了孙中山以莫大的刺激，同年他就弃医从政并在第二年远赴檀香山，开始组建兴中会，三民主义的架构也就是在时候初见端倪。

随后他又辗转日本成立的同盟会，并确立了革命是“中华民族唯一复兴的路径”。

而甲午海战的失败同样也深深的刺激的袁世凯，在洋务派的支持下袁世凯开始在天津的小站练兵，组建了一支崭新的德式陆军。

同时也培养出了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等一批日后的北洋风云人物，可以说小站正是北洋军阀的摇篮。

就这样袁世凯和孙中山几乎同时开启了各自救国救亡之旅，在今后的几十年里他们注定是风云际会般的存在，也一起敲响了大清王朝的丧钟。

然而正当袁世凯的北洋军务做的如火如荼之时，满清贵族骨子里放心不下汉人的思想又开始作祟了。

铁良等人率先发难夺了袁世凯的北洋兵权，宣统即位后，刚刚担任摄政王的载沣又迫不及待的罢免的袁世凯的一切官职。

如此一来本来效忠于清廷的袁世凯怒火中烧，但多年北洋大臣的历练让他早已练就成了处世不惊的为官之道。

对时局洞若观火的他也乐得返回河南老家，过起了独钓寒江雪的悠哉生活，手握北洋新军的袁世凯相信终有一天清廷会重新启用他。

而此时远在日本的孙中山也看清了满清王公的伎俩，开始积极筹划武装起事。

与此同时秘密的输送一些同盟会员潜入武汉、南京等地的新军之中鼓动革命，等待时机。

从此长江一带的清朝新军渐渐开始接受了革命思想的影响，也为日后的起义奠定了扎实的思想基础。

在此之后，先后有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汪兆铭谋刺载沣，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等事迹不断涌现，皆表明当时的革命精神已经深入国民的内心。

渐渐的，孙中山、陈其美等人认为在武昌或者南京等地举行大规模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

武昌起义的前一天，革命党人位于武昌的机关被清朝政府的巡捕破获了，人员花名册被缴获。

事发突然，革命党人决定立即启事，于是武昌城头于1911年10月10日打响了推翻满清政府的首义枪声。

熊秉坤是武昌新军的一名下级军官，深受革命思想洗礼，正是他带领起义部队攻入总督衙门，却发现空无一人。

原来湖广总督瑞澂早已和统制张彪以及武昌城内的文武官员悉数夺城而逃了，革命军顺利的控制了武昌城。

攻陷武昌之后，革命党人立刻找到了黎元洪，迫使他就任湖北都督，并由他通电全国宣布独立。

由此开始的一个月内先后有湖南、陕西、山西、云南等十三的省份宣布脱离清朝政府独立，并且全部是兵不血刃，没有发生激烈战况。

原来各省当时的情况都与武昌类似，编练的新军基本上都已经被革命党人渗透了。

首义一举，各地纷纷响应，于是便如乎摧枯拉朽似的迅速瓦解，而这个时候的清朝政府又正在干什么呢？

武昌的枪声打懵了太和殿里的所有的人，隆裕皇太后和载沣根本没有想到形势会发展的如此之快。

而环顾四下又有谁可以力挽狂澜呢，谁又能指挥的动早已被镌刻上“袁”字的北洋新军呢？

无奈之下，清廷只能再次启用已经在家钓了三年鱼的袁世凯，任命其为湖广总督前往湖北前方督战。

而袁世凯则顺势向朝廷要了独断专行之权，无计可施的隆裕皇太后只好答应了袁世凯，后来又撤换了奕匡，加封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

此时的袁世凯真正有了同时左右清廷和革命党人这两方面力量的资本了。

他手握重兵，而且全部是德式装备新式军队，对于革命党人来讲震慑力极大，对于满清政府又是赖以生存的救命稻草，双方都得罪他不起。

其实在当时，满清政府的手中仍然有70万的人马，但真正有战斗力的新军也就十七、八万人。

而袁世凯的六镇北洋新军就有八万人之重，反观革命军虽然控制了半壁江山，但大多数士兵都是被策反的清朝士兵和当地的黑帮组织，鱼龙混杂、不成体系。

面对如此的局面，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也不得不考量利弊得失，在他们的心中推翻满清帝制是首要解决的问题。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目的是必定要实现的，而与袁世凯硬拼则完全处于下风，弄不好会一败涂地。

起初的袁世凯还是希望保留皇帝，仿效英、日等国搞君主立宪的，更想借此将机会要挟一下清政府，以便在改制之后能够攫取最大的利益，坐稳他内阁总理大臣，于是袁世凯便派人到上海与革命党进行停战和谈。

但袁世凯君主立宪制的底线始终和革命党人所希望的共和制相差甚远。

谈判最终陷入了僵局，革命党人所控制的十七个省份也不能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于是在当年十二月底，孙中山就以16票的支持当选了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

此举使得袁世凯非常不满，他一面致电质问南京为何出尔反尔，一面暗中授意掌握兵权的各个北洋将领通电反对共和，一时间剑拔弩张，大有大动干戈之势。

为了安抚袁世凯，孙中山当即表示，这只是为了稳定当下南方的局势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均是各省提名选出并不是自己有意为之。

特别再次提出了尽快让清帝逊位并予以优待的条件，同时许诺共和之后让大总统之位给袁世凯。

得到许诺的袁世凯，也怕再生事端，便加快了游说清廷的步伐。

他先是扳倒了摄政王载沣，使自己可以独领朝纲，紧接着他以南京政府来电为由向隆裕皇太后转达革命党优待清室的条件，但皇族们依旧是不从。

此时的国内形势已极其危急，四川杀了总督赵尔丰，新疆杀了将军志锐，甘肃杀了总督长庚，就连蒙古、西藏也相继闹起了独立。

袁世凯则借机提出了辞呈，归隐乡里，此诚乃袁世凯以退为进的策略。

早已成了惊弓之鸟的隆裕皇太后生怕袁世凯走后，无人可以与革命党人周旋。

一旦革命军北伐兵临城下，这城下之盟可就没有如此优厚的条件了，无奈之下她只能封了袁世凯一等侯爵，并一再挽留，老谋深算的袁世凯这才撤回了辞呈。

如今的大清王朝已经是内无粮饷，外无救兵，和不愿和、战不能战，确实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再加上当时的北京接连发生几次刺杀事件，先是袁世凯，后是良弼，搞得皇室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

此时的清室皇族才发现，自己的大限已到，再强撑着也是于事无补了，这才有了太和殿上隆裕皇太后浑身战栗、泣不成声的一幕。

可怜的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只在龙椅上坐了三年就不得不草草的收场，甚至还未来得及亲政。

清廷的退位诏书刚一颁布，大江南北随即统一在了中华民国的五色旗下。

孙中山也旋即让出了大总统的宝座，袁世凯顺理成章的成为了中华民国的第二位大总统，而亲手盖上宝印的隆裕皇太后也在第二年终于郁郁寡欢、奄奄而逝了。

大清帝国自1616年太祖努尔哈赤开国，至1912年宣统溥仪退位终于大幕落下，统治中华大地两千多年的皇帝制度也寿终正寝了。

虽然日后有短暂的复辟，但历史的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如今我们再来回顾这段历史，亦仍然难掩内心中的激荡，再强盛的王朝、再盖世的雄主也只是沧海一粟，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真正的书写者，才会不畏岁月的更迭，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