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为整顿元末狂放士风，改造靡丽文风，他以铁腕扶植雅正文风，严厉管控文人，但终其洪武一朝，他所孜孜追求的汉唐盛世文治局面并未出现，相反，时代文学生态空前恶化，文人多死于非命，明初文学也由盛转衰，结局令人唏嘘。

左东岭、廖可斌等学者已对宋濂、刘基等著名文人的政治心态和文风演变情况做过深入探讨，有利于我们纵向梳理和宏观考察洪武朝整体士风文风演变轨迹。

文治初兴下的艰难抉择：

洪武初期易代文人的仕隐心态与尊台阁抑山林文风元末天下大乱，汉族文人多入仕无门，不得不归隐山林，以旁观者心态看待乱世纷争，高启云：“有剑任锈涩，有书任纵横......不问龙虎苦战斗，不管乌兔忙奔倾。”

他们过惯懒散闲适生活，文风靡丽，思想狂放，山林文风盛行。大明开国之初，朱元璋励精图治，雄心勃勃，意在恢复儒家政教传统，重建汉唐盛世景象。朱元璋多次下令全国征召贤良，文人们不得不进行仕隐抉择，纷纷走出山林。

开始或长或短的仕宦生活。随着生存境遇和创作环境改变，其政治心态和文学风貌呈现明显不同。洪武初期的政治生态较为宽松，朱元璋早期对士风文风的改造主要通过笼络、教导和引领方式进行。为笼络文人，朝廷沿袭汉代征辟遗风，并未强行征召。

文人们尚有一定出处自由。同时大力弘扬儒家价值理想、伦理道德和文艺观念，积极引导文人入仕新朝，倡导雅正文风。朱元璋还积极发挥自身诗文特长，通过与文臣赓酒赋诗、命题唱和、切磋技艺、赏诗赐文等方式获取文人好感。

向世人展示君臣同乐、共享太平的朝堂文化。他曾对宋濂道，“非惟见朕宠爱卿，亦可见一时君臣道合，共乐太平之盛也”，以期打消文人入仕顾虑，扭转隐逸士风。在改造文风方面，他批评元末纤秾缛丽文风，重视文学教化功能。

扶植有利于开国治世的“雅正”文风，鼓舞人们从模拟汉唐盛世文风中憧憬大明王朝未来的恢宏气象，并率先垂范台阁文写作，引导文人自觉创作颂圣之文。声宏气壮的台阁颂圣文一度兴盛，并逐渐超越山林之文。

正如左东岭所说：“大明王朝洪武初年文坛的主流文学观念就是所谓的鸣盛。洪武初期文坛颂圣文风的兴起，除帝王亲力亲为外，还得益于开国老臣、征召名流和科考新贵们的多方响应。宋濂、刘基、陶安、詹同、魏观等人投奔大明政权较早。

深受朱元璋知遇之恩，君臣友谊深厚，自然愿意投身大明开国文治事业。作为明初大儒，他们深知“文之盛衰，实关时之否泰”之理，纷纷响应帝王号召，大力弘扬儒家诗教观，视润饰鸿业、黼黻皇猷为馆阁文臣应尽之责，宋濂即是代表人物。

洪武三年，他作《汪右丞诗集序》云：“吟咏所及，无非可以美教化而移风俗，此有关物则民彝甚大，非止昔人所谓台阁雄丽之作。而山林之下诵公诗者，且将被其沾溉之泽，化枯槁而为丰腴矣。”[2]460夸赞汪广洋的台阁诗创作有利于民彝世教。

流露鲜明的尊台阁贬山林倾向。他主动肩负馆阁文臣倡文治、美盛德、颂太平的政治使命，撰写《平江汉颂》《谕中原檄》《常遇春神道碑铭》《代祀高丽山川记》等宣扬大明君臣开国武功的馆阁之文，甚至在私人化创作中也不忘礼赞君王，粉饰太平。

洪武二年某日，朱元璋与翰林群臣赓酒赋诗，他作文赞扬：“惟我皇上励精图治，其于冬日沍寒之际，形诸篇翰，固不忘于听政，群臣赓歌，复以逸豫为戒，忧勤为劝，而弗敢后者，其故何哉。”

自觉意识到“况于文学法从之臣，职在献替者乎？揆之于唐初，不可以同日而语也”。在此心态下，他又创作出《嘉瓜颂》《天降甘露颂》《御赐甘露浆诗序》等文。宋濂是明初文坛盟主，“天下之能文者，多经先生指授，朝廷英俊，咸以先生为法”。

其尊台阁贬山林文学观念和颂圣文风影响一批新进士人的文学创作，堪称明初颂圣文风的主将。陶安也是明初颂圣文风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其代表作《大明铙歌鼓吹曲》《驾幸狮子山应制》都是发自肺腑的颂圣之文。

刘基入明之初即倡导颂圣文风，洪武二年，他作诗云：“万里玉关驰露布，九霄金阙绚云旗。龙文騕褭骖鸾辂，马乳葡萄入羽卮。诗中真诚赞美大明开国恢宏气象。洪武三年，又云:“文之盛衰，实关时之泰否......今我国家之兴。

土宇之大，上轶汉、唐与宋，而尽有元之幅员，夫何高文宏辞未之多见？良由混一之未远也。”从文风关乎世运的高度，号召文人创作“高文宏辞”的颂圣之文。李圣华评他明初诗文“颂歌日多，风谕渐少”，即是描绘其洪武三年入职弘文馆前的颂圣创作心态。

与开国文臣的忠贞之心和颂圣文风不同，应召出仕文人的心态与文风随时间推移不断转变。开国之初，久处乱世的汉族文人面对江山一统和华夏复兴，不免滋生对大明政权的感激之情，目睹开国宏伟气象和帝王励精图治，感受朝廷礼遇和重用。

他们似乎看到实现儒家政治理想和人生价值的希望，内心燃起重振儒家道统、文统的政治热情。在此心态下，他们主动向开国老臣学习，加入京师颂圣文主流队伍。另一方面，隐逸文人由山林进入朝廷，生活环境和内心感受发生变化，所见所闻所感不同。

他们的审美对象和兴趣由山林田野向京师朝堂转变，也导致他们仕明之初喜作台阁颂圣文。洪武初期的新仕文人普遍呈现短暂的颂圣文风，连一向政治观念淡薄的吴中文人也不例外。洪武二年春，高启应征入京修《元史》。

目睹江山一统和新朝开国宏伟气象，他由衷颂扬朱元璋一统天下、结束百姓战乱之苦的丰功伟绩：“我生幸逢圣人起南国，祸乱初平事休息。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四塞河山归版籍，百年父老见衣冠”。

新朝的礼遇又使他怀抱盛世明君的政治期待：“小臣歌拜手，舜日正舒长”，“愿言同圣德，濡沃遍周埏”，“被泽徒深厚，惭无夺锦才”。他还创作出《晚登南冈望都邑宫阙》《圣寿节早朝》等描绘京城雄伟繁华和大国朝堂威仪的诗篇。

这些昂扬宏大的颂圣之作与元末的放任恬淡风格截然不同，足见入仕之初的高启确曾有过感念皇恩、报效朝廷的政治热情。杨基入明后也创作不少颂圣诗词。洪武二年秋，他获批回京改授太常寺典簿，一连写下数首颂圣感恩诗篇。如“郁葱王气古金陵。

泰运重新感盛明，“自愧才疏非画诺，敢随鸣凤集朝阳”，“已许承恩趋凤阙，佩声齐到日华东，“除却凤城佳丽地，更于何处乐升平，“喜极未能闲坐得，也随僚友看升平”等诗句都洋溢出入仕新朝的喜悦和报效朝廷的热情。

还有《奉天殿早朝二首》《应制送安南使臣杜相之还国》等诗描写朝堂威仪，感激皇恩浩荡。这些诗歌雍容典雅、气象恢宏、声韵和谐、感情充沛，呈现出博大宏畅的台阁文体貌，堪称明初颂圣文代表。刘崧也是明初征召颂圣文人的典型代表。

洪武三年，他“以材学举至京”，得以实现孜孜以求的入仕理想，由此对新朝满怀感激。刘崧初任兵部职方，正值京城颂圣文风兴起之时，他积极争取陪王伴驾、应制唱和机会，成为京城侍御文学骨干。

洪武五年，他作《陪祀方丘应制诗序》云：“臣崧忝司职方，幸陪法从，近天威于咫尺，遂言志于一堂，其为荣幸，实切倍万。”又有《题张尹所献嘉瓜图歌》《进甘露诗十六韵》《八月三日晚圣驾夕月清凉山上陪祀礼成喜赋》等应制诗。

这些诗歌清丽有之、谐婉成章，后人谓之开明初“台阁体”先声。洪武初期的科考新贵意气风发，更有颂圣激情。洪武首科状元吴伯宗深得帝王恩宠，又受教宋濂等人，创作了大量颂圣诗文。入京会试时，诗云：“百蛮入贡天威重，四海朝元国势尊”。

“江海小臣无以报，空将诗句美成康”。描述万国来朝的博大昌明之景，洋溢着建功立业、报效君王的政治热情。洪武五年，他又作《奉御题咏七言诗二十六首》《夏日钟山诗应制》等应制诗29首，成为洪武初期创作颂圣文数量最多诗人。

出于对帝王一统天下的感激和寄寓盛世文治理想，洪武初期文人乐于创作台阁颂圣文。但随着朱元璋用人政策变化：“方其未仕，敬礼之，优渥之，皆所以崇儒也。及其既仕，束缚之，驰骤之，皆所以驭吏也。

在上者心切望治，有其可谅。而在下者不安不乐，宁求隐退以自全，亦有未可一概而议者。”在激烈的仕隐纠结心理下，新仕文人在公务写作坚守颂世文风的同时，私人化创作却难掩迷惘感伤情怀。书写内心惶恐矛盾、怀念元末闲适生活的山林之文再度流行。

初期颂圣文风转变较早的当是刘基。他开国不久即遭排挤和猜忌。洪武三年，他由御史中丞调任弘文馆学士，已有抑郁之心。四年，致仕回乡图自保，却难释心中忧惧。六年四月，再遭诬陷，被罚停俸；七月，抱病上朝谢罪。

此时政治失意、身陷危境的他再难写出颂圣之文。钱谦益评其入明诗风：“乃其为诗，悲穷叹老，咨嗟幽忧，昔年飞扬硉矹之气,澌然无有存者。”实是经历了由雄壮昂扬到浓郁哀婉的转变。八年，刘基最后一次返京朝圣。

诗云：“从臣才俊俱扬马，白首无能愧老身。”这已是满怀酸楚失落，毫无初期的锐气与豪情。初期一向热情颂圣的宋濂也遭遇冷落，创作山林之文。三年七月，他被降为编修；四年八月，又被贬安远知县。

在惊恐失落之下，难免萌生归隐思乡之念：“但知笑齿时频启，何事愁肠日九回？寄语山灵休厌我，有花莫待作诗催。”已是思乡怀远的幽怨之作。吴中文人入明后遭受打击最大，文风转变也快。

高启在经历短暂的入仕喜悦后，很快感受到官场羁绊和仕途凶险。三年秋，作诗云“拙宦危机远，工吟癖性加，闲坊车马少，不似住京华”[1]482，清醒认识到自己性不适官，不宜久居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