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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勃诺夫使团对中国情况的调研，“三二○”事件（中山舰事件）的发生，促使莫斯科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负责人彼得罗夫（又叫拉斯科尔尼科夫)、维经斯基等人提出的必须“在中国组建由共产国际、红色工会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代表组成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以便领导远东国家和太平洋地区的工作”的建议重新翻检出来。

该建议早在1925年5月16日就已提出，但一直没有得到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的批准，被搁置了好几个月之久。

广州发生出人意料的事变，使莫斯科感到有必要对远东地区，特别是中国的革命运动加强组织领导，于是1926年3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25年12月以后，俄共改称联共)召开会议，决定“不反对在上海成立共产国际远东局”。

4月29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在强调国共破裂“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同时，决定：

“批准远东局以下组成人员在华工作：维经斯基（主席）、拉菲斯、格列尔、福京和中朝日三国共产党代表同志”。

1、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成立影响

1926年6月1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在中国上海正式设立并开始工作。

远东局“俄国代表团”成员维经斯基、格列尔、拉菲斯、福京，他们分别化名为谢尔盖、教授、马克斯、年轻人。远东局的其他成员由中共、朝共和日共中央选派的代表组成。

根据远东局俄国代表团会议的决定，中共中央选派陈独秀、瞿秋白作为常任代表和常任副代表参加远东局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工作，陈独秀的代号是“老头子”，瞿秋白的代号是“文学家”。

虽然文件规定设立远东局主要是为了就近加强指导中国、日本和朝鲜等国共产党对革命运动的领导，但由于当时中国革命形势既突飞猛进又错综复杂，所以“解决中国运动的问题自然占据着远东局整个工作的中心地位”。

随着远东局在中国活动的开始，莫斯科在中国大地上便有三个指挥革命运动的中心：

一是加拉罕在北京的领导机构，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等参与领导，主要领导北方的革命运动，而加拉罕管理着莫斯科在华的所有其他代表；

二是鲍罗廷在广州的领导机构，陈延年、周恩来、张太雷等参与领导，主要管辖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广东的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以及广东的中共组织；

三是维经斯基在上海的领导机构，陈独秀、彭述之、瞿秋白、张国焘等参与领导，主要精力放在对中共中央及整个党的活动领导工作上。

2、为何要成立远东局？

远东局的设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为了执行莫斯科对华“喘息”政策的。因为中国的政治形势和国共合作的局势到1926年出现了令莫斯科担忧的因素。

首先，1925年底由加拉罕一手策划的郭松龄倒戈反奉行动失败，而日本趁机在大沾口炮轰国民军，迫使冯玉祥下野，国民军失败。

于是，一向被苏俄视为凶恶敌人的张作霖由东北进入华北。援助冯玉祥以打击张作霖的计划受挫，使苏联与张作霖的矛盾以及与日本的关系都更加紧张。

北方政局没有像苏联预期的那样发展，迫使莫斯科采取谨慎的对华政策，主张放慢中国革命的速度，由“争取喘息时间”的方针取代1925年的进攻路线，“三二○”事件（中山舰事件）后这种方针带有暂时退却策略的性质。

其次，莫斯科更加看重广州国民党的重要性，要求巩固“华南共和国”。

但广州在“三二O”事件（中山舰事件）后，有两个趋向与莫斯科政策的新变化发生了冲突。

一是鲍罗廷和中共广东区委虽然从总的方面接受了布勃诺夫(也是莫斯科)定下的退让策略，但是在逐步接受蒋介石提出的一系列要求

，包括“整理党务案”的过程中，产生了“我们不仅不应当容忍三月二十日事变，而且应当进行一个自己的三月二十日事变”的要求，这让莫斯科感到不安。

二是蒋介石通过“三二O”事件、整理党务案等步骤，逐步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一肩挑。

到6月初，他认为夺权已经成功，脚跟已经站稳，于是决意北伐。

而鲍罗廷则期望看到蒋介石及其整个集团在北伐中走向“政治上的灭亡”，因而并不加以阻拦。

这与莫斯科对华政策的新变化相冲突，使它感到应有一种组织力量去广州纠左。

再次，上海中共中央的决策也让莫斯科感到不安。

一是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认为“党在现时政治上的主要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

此后会议的精神在共青团、工会以及各级地方组织得到认真贯彻执行，造成一种对北伐积极支持的态势。

二是“三二○”事件以后陈独秀和中共中央提出了退出国民党的要求。

得知国民党通过了敌视中共的“整理党务案”后，陈独秀以个人名义给共产国际写信，陈述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的主张，认为不这样“势必不能执行自己的独立政策，获得群众的信任”，希望莫斯科能够改变策略以符合国共关系的实际。

结果，共产国际一面在真理报上发表布哈林的文章，严厉批评中共关于退出国民党的意见；一面急急忙忙派维经斯基到上海，来矫正中共退出国民党之倾向。

可见远东局的设立与当时国共合作的复杂局势密切相关。

3、共产国际为何不支持北伐？

所以，远东局一成立后，按照莫斯科的指示，在坚决纠正中共中央退出国民党倾向的同时，就是让中共中央降低北伐的声调以致阻止北伐。

由于维经斯基的劝说，7月7日，在广州北伐军如箭在弦的时刻，陈独秀在《向导》周报上发表了《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表述了他对北伐的意见：

北伐的意义，是南方的革命势力向北发展，是推翻军阀统治的一种重要方法，但不是唯一无二的方法；北伐军之本身必须是真革命的势力向外发展，然后北伐才算是革命的军事行动；若其中夹杂有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即有相当的成功，也只是军事投机之胜利，而不是革命的胜利。

如若因北伐增筹战费，而搜刮及于平民，因北伐而剥夺人民之自由，那更是牺牲了革命之目的，何况近来国民政府对农民的态度，已使农民产生怀疑；北伐时机尚未成熟，现在的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吴佩孚之南伐。

不难看出，陈独秀不赞成立即北伐。这篇文章得到了远东局成员维经斯基和拉菲斯等人的支持。

陈独秀的文章发表后的第三天，即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东正式誓师北伐。

接着、中共中央召开了四届三中全会。

面临革命大发展的关键时刻，中央政治报告根据陈独秀文章的精神指出，北伐战争不可能是向北讨伐的进攻战，它“只能是防御反动军队攻入湘粤的防御战，而不是真正革命势力充实的彻底北伐”，也就是说北伐战争的意义仅仅是防御以“自保”。

这样一来中国共产党在北伐战争中的任务就无从谈起了，也无疑回避了向国民党争夺领导权的重大问题。

其实，这时的军事形势迫使不得不进行北伐。以奉、直为代表的北洋军阀已暂时停止混战而联合向革命力量进攻，吴佩孚已出兵湖南，联合云南的唐继尧和贵州的袁祖铭，从南、北、西3面包围两广。

而孙传芳部这时又伺机从东面偷袭广东，加之唐生智部因军事失利从长沙退到了衡阳。如果湖南不保，那么广东的后果不堪设想。在大敌当前的严峻局势下，鲍罗廷支持蒋介石的北伐主张是在情理之中的事。

但是，由于前述原因，莫斯科此时不希望北伐。

早在4月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

广州不应提出占领广州以外新地区的目标，而应在现阶段把注意力集中在内部工作上。

4月3日，驻华大使加拉罕紧急致电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阐明了广州国民政府出师北伐的必要性，而且所述极为客观且具前瞻性。

但是，4月15日，联共（布）中央给加拉罕回电指出：

中央最近关于不希望广州军队在广州以外进行军事远征而要把广州的力量集中在巩固内部政权以及军队工作上的指示应当不折不扣地执行。

该电报还严厉批评了加拉罕“有绕开这个指示的企图”。

4、要不要北伐？

7月9日，广州正式誓师北伐。张作霖和吴佩孚所控制的北京政府因广州进行的北伐一事大为恼火，便命令驻莫斯科代办郑延禧，向苏俄政府提出撤换加拉罕大使的要求。

同时，北京于8月2日下令通缉鲍罗廷：

苏联国人民鲍罗廷，前在粤省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高等顾问，此次党军入湘，闻系隐为主谋。现虽蛰伏粤省，难保不潜赴各地，有所勾结，希即转徐所属随时侦察，严密拿办，勿令漏网，并馀检查其往来邮电，以防偏惑。除分电外，特电奉达，即请查照办理为荷。

事情到了这一步，8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决定：

建议中国委员会重新审议所谓北伐问题，搜集一切必要的材料，供政治局研究。责成鲍罗廷、加伦和维经斯基同志向政治局提交尽可能准确的与北伐有关的广州在军事方面和一般政治方面的情况通报，并请国民党中央阐述其在所谓北伐问题上的动机和想法。

1926年8月，远东局决定组成以维经斯基、拉菲斯和福京为成员的使团和以瞿秋白、张国焘组成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一起前往广州。

在广州，考察团与鲍罗廷和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张太雷、周恩来、苏兆征、黄平以及国民党左派代表人物等多次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广州的政治形势，评价国民党和共产党人的关系。

争论最大的问题是对北伐的态度。

鲍罗廷认为，应该支持北伐，不应该反对。

在8月16日于广州召开的远东局“俄国代表团”成员与鲍罗廷的会议上，鲍罗廷提出三个要讨论的问题，即北伐、如何巩固和扩大国民党左派以及召开国共两党党际间会议的日期。

关于对北伐的态度问题，鲍罗廷指出：

从陈独秀的文章（指发表在《向导》周报上的《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中可以得出，我们不支持北伐，而只是批评北伐。中共的立场就是这样，国民党也了解这一点。他说，共产党人表现很好，但“激进”分子（后来他直截了当地说左派)很不安。

但是，维经斯基（化名谢尔盖)回答鲍罗廷说：

我们大家一致认为，在陈独秀的文章中所表述的中央的方针在政治上是完全正确的（陈的文章是在与我们的长时间交谈后写成的)，这个方针阐述了党对北伐的唯一正确的立场。

鲍罗廷支持北伐的理由有两个：

一是南方革命军队必然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二是蒋介石在北伐中必然走向政治上的灭亡，而国民党左派将会取得胜利。

鲍罗廷向到广州调研的远东局成员说：

北伐在军事上的胜利可以认为是有保证的。我们的军事权威们非常了解整个形势和吴佩孚、孙传芳及其他所有地方军阀的军事实力，他们权衡了各种可能的方案，得出了有利的结论。了解各派军伐底细的中国将军们也认为吴佩乎在任何方案下都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失败。

你们问是否估计到了孙传芳采取行动的可能性？当然，估计到了。这个方案也是作了研究的，我们的和中国的军事权成都认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胜利也是有保证的。

5、鲍罗廷为何坚定支持北伐？

鲍罗廷还向维经斯基率领的远东局成员分析了蒋介石为什么在北伐中将面临政治上灭亡的理由。

他指出：

当我们谈论北伐时，应当注意到这个思想的两种提法。孙逸仙本人起初设想这次北伐是对北方军阀的纯军事讨伐。后来俄国人来了，给这个思想提出了新的苹命的提法：北伐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商人群众革命运动的产物，这个运动有其明确的要求和纲领，其体现者是正在北上并要在那里根据上述革命要求把这些群众组织和联合起来的军队。

3月20日以后，北伐的思想在失去这种革命的性质。在蒋介石的政治提法中根本没有明确提出某些居民阶层的革命要求。他谈论的不是中国人民大众的要求，而是抽象的中华民族。他统率的不是由于有这些一致的要求而同人民大众联系在一起的革命军队，而是挂着政治部招牌的纯军事组织。

对蒋介石来说，北伐是他3月20日行动的基础。他指责汪精卫反对进行北伐（在他看来这是汪的主要罪状)，我4月底回到这里时，我发现北伐已经准备就绪。当然，我不能让蒋介石觉得我是北伐的反对者，因为这会意味着我和所有俄国人都站在汪精卫一边。

因此，我在同蒋介石和同其亲密助手们的谈话中不止一次申明，我认为像他所策划的这种北伐是没有成功希望的事情。

我对他说，我们俄国人将密切注视这次北伐。如果它最后取得成功，我们会感到奇怪，因为这是与我们的观念相抵触的。

同时我还补充说，为了使北伐取得成功，我将给他以一切可能的支持。当然，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都能不这样做。

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北伐的结果将是蒋介石及其整个集团在政治上的灭亡。

鲍罗廷为什么这么肯定地认为蒋介石在北伐中一定走向政治上的灭亡呢？

他是基于对革命军事集团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而分析得出的结论。

他说：

现在蒋介石和保定派之间就谁应进军湖北的问题开始发生严重的摩擦。这些摩擦具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并将影响蒋介石在某一方面的政治上的失败。但是，不管哪些部队进入武昌和谁将统率这些部队，吴佩乎的军事失败都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的这个结论是从投入北方的大量军事力量中和我们对敌人军事力量的估计中得出的。

占领武昌将在中国军事史上开辟新的纪元。但是从占领武昌那一刻起就会出现难以置信的政治混乱。现在一路上已经有许多将领加入我们的军队。

占领武昌后，这些将领就会在武昌提出兑现承诺的问题。每个人都要求给一个省，可是占领的省份少于将领的数量。

如果蒋介石是占领武昌的那个集团的首领，那么其他力量就会纠集起来反对蒋介石，并一致进行斗争，蒋介石就会在这场斗争中遭到失败。这也是蒋介石在政治上灭亡的第一种可能。

但也可能出现第二种情况：

蒋介石预见到在武昌的这种灭亡，现在就向保定派作出让步，不去占领武昌，率一部分部队向江西进军，并急忙回师广州，这样只会加速他在政治上的灭亡。

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因为回师广州和不去打武昌，蒋介石就不得不宣告北伐失败。他的回师也就意味着北伐在政治上遭到了失败，意味着重新审查蒋介石迄今所采取的整个政治立场。

这会给蒋介石所有对手的发难造成极其有利的局面，首先是左派和共产党人，因为他们在5月15日以后根本没有参与蒋介石所策划的北伐，所以他们能够考虑蒋介石这一政治失败的后果。

6、鲍罗廷的信任危机

维经斯基率领的远东局成员在广州调查期间，对鲍罗廷以及广东区委的工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对此，鲍罗廷表示：

我应当指出，这里对我提出的反驳意见，有许多是误解，反映出对我们在中国的政策了解不够，我们的政策应当考虑到也不能不考虑到所有这些派系和它们之间的斗争。我们不能在这里采用我们在西方所使用的那些纯布尔什维克方法。

显然，远东局和鲍罗廷之间在一些极其重要的策略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意见分歧。

由于远东局对鲍罗廷和中共广东区委在“三二〇”事件前后所采取的政策和策略提出了严厉批评，而对中国情况更为了解的鲍罗廷则认为，远东局对他的许多批评都是“误解”。

鲍罗廷坚持己见的态度，使维经斯基与粤区同志的矛盾比较激烈。当然，由于维经斯基等人以前对于广东的实际情形知道甚少，因而他们对鲍罗廷的批评不能使粤区满意和信服。

9月上旬，维经斯基等人结束了在广州的调查。回到上海之后，远东局俄国代表团于9月18日、19日、21日连续召开会议，对一系列问题作出了决定，其中关于鲍罗廷的问题，决定“认为有必要请最高领导机构立即将英国人（鲍罗廷的化名）从广州召回，并立即派其他重要人物来接替”。

10月15日，莫斯科收到了维经斯基等人于9月22日的信，并散发给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

10月2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否决了远东局关于召回鲍罗廷的建议。正如远东局委员福京在给朋友的信中说的那样：“莫斯科支持鲍罗廷"。

11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

在任命驻北京全权代表以前，让鲍罗廷同志直接听命于莫斯科。

责成远东局在就对华总的政策问题、国民党问题和军事政治工作问题作出任何决议和采取任何措施时都必须同鲍罗廷协商。

如在这些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则交由莫斯科解决。

这次会议还认为远东局在指导中国革命的一些策略问题上“所持的轻率态度是不能容忍的”，认为远东局在某些问题上采取的措施“是个严重的和不能容忍的错误”，并“对远东局在上述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提出警告”，建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取得关于远东局活动的全面通报”。

莫斯科的这份决议最终给远东局和鲍罗廷之间的争论打上了句号。

问题是，远东局本来是按照莫斯科的指示到广州纠左的，以便采取谨慎策略。

为什么现在莫斯科不支持远东局反而支持鲍罗廷呢？

这是因为随着北伐战争的推进，汉口的被占领，两湖地区革命运动蓬勃高涨，这种形势大大刺激了莫斯科对中国革命前途的估计。

还在9月23日斯大林就乐观地告诉莫洛托夫“汉口不久将会成为中国的莫斯科”。

因此维经斯基等人显然意识不到，莫斯科对鲍罗廷正在采取的某些激进做法又开始给予支持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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