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氏朝鲜向清朝派遣大量的赴清正使（以下简称：赴清使臣），这些赴清使臣所属籍贯并不相同，因此，对赴清使臣的籍贯进行统计、研究，是研究这一群体特征的基础。

李氏朝鲜的区划沿革、历史地名多有变化，但始终保持“八道”建制。据《新增东国舆地胜览》载：“太祖康献王受天明命，定鼎汉阳，列圣相承，封疆日辟，定为八道，处四方之中曰京畿，西南曰忠清，东南曰庆尚，偏南曰全罗，正东曰江原，正西曰黄海，东北曰永安，西北曰平安。”

而永安道名称历经数次更改，后改称咸镜道。可见朝鲜“八道”为：京畿道、忠清道、庆尚道、全罗道、黄海道、江原道、咸镜道和平安道。本文统计赴清使臣籍贯将以《新增东国舆地胜览》所载朝鲜八道及其所辖府、州、县名称为准。

一、李氏朝鲜赴清使臣的地域分布情况

朝鲜赴清使臣共计470人次，其中有明确籍贯记载的赴清使臣共计292人次。以京畿道、忠清道、庆尚道、全罗道、黄海道、江原道、平安道和按照朝鲜“八道”建制进行统计，全罗道赴清使臣籍贯可考者129人次，约占总数的44%；庆尚道赴清使臣籍贯可考者93人次，约占总数的32%。

京畿道赴清使臣籍贯可考者27人次，约占总数的9.2%；忠清道赴清使臣籍贯可考者21人次，约占总数的7.2%；黄海道赴清使臣籍贯可考者17人次，约占总数的5.9%；江原道赴清使臣籍贯可考者5人次，约占总数的1.7%；而咸镜道、平安道则无相关数据，这说明没有从这两道选派赴清使臣。

从赴清使臣的籍贯分布地域来看，整体呈现出集中于一点或某一区域，其他区域零星分布的特征。赴清使臣籍贯最为集中的地区为全罗、庆尚两道，这两道赴清使臣籍贯可考者为222人次，约占总数的76%，其他地区约占总数的24%。

具体而言，赴清使臣籍贯最为集中的地区为全罗道全州府（今韩国全罗北道全州市辖区），籍贯可考者为113人次，约占总数的39%，而全罗道其他地区则呈零星分布的特征；其次集中的地区为今韩国庆尚北道部分地区，庆尚道下辖的丰山县（今韩国庆尚北道安东郡辖区）、达城（今韩国庆尚北道大邱市辖区）、安东都护府（今韩国庆尚北道安东郡辖区）、海平县（今韩国庆尚北道龟尾市辖区）和青松都护府（今韩国庆尚北道青松郡辖区）等5处，籍贯可考者为52人次，约占总数的18%，分布相对比较集中，而其他地区则呈零星分布的特征。

总体而言，赴清使臣的籍贯分布可以分为三类地区。第一类地区仅包括全罗道全州府（今韩国全罗北道全州市辖区）和今韩国庆尚北道的部分地区，是赴清使臣籍贯分布最集中的地区。第二类地区是除上述两地及咸镜、平安两道的其他地区，赴清使臣籍贯分布相对零散。第三类地区包括咸镜、平安两道，目前没有找到赴清使臣出自上述两道的实例。总之，赴清使臣的籍贯分布呈现明显的不均衡特征，地域差异极大。

二、李氏朝鲜赴清使臣地域分布差异原因

（一）地域间经济发展差异

李氏朝鲜国土涵盖范围大体相当于今朝鲜半岛，由于洋流、气候、地形等因素，导致朝鲜半岛南、北自然地理环境差异巨大，导致李氏朝鲜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平安、咸镜两道位于李氏朝鲜最北端，受自然地理环境影响，农业发展单一，经济不发达。据《八域志》载：平安道内“山多而平地少，且乏川泽可灌溉，故水田绝少……王氏混一后，民多流下三南，至今野旷人稀少山耕矣。

”且“一道米价常贵于三南……鱼盐绝贵，虽临海邑，煮盐处不多，地不产竹、柿、苧、楮。清北则地尤高寒近塞，故亦无花果，而物产甚稀少，民皆啙窳偷生。”平安道内不适宜农业生产发展，而且自王氏高丽时期就存在人口流失的情况，大量的人口流失更是限制其农业发展。当地物产匮乏，经济落后。咸镜道“山川危险，风俗劲悍，土寒地瘠，谷惟粟麦，少梗稻，无棉絮，土人衣狗皮御冬……民以貂参换南商之棉布，方得衣裤，然非富厚者不能也。”

可见，咸镜道自然地理环境恶劣，不利于农业生产发展，当地用貂参换取棉布，还仅当地“富厚者”才能衣着棉布，普通百姓仅能靠“衣狗皮御冬”。由此可知平安、咸镜二道经济发展十分落后。李氏朝鲜其余各道自然地理环境相对优越，经济发展水平也高于平安、咸镜二道。如黄海道，“土地且饶沃，故多富盛之村”，且“宜五谷棉絮……江东两岸皆大水，筑长堤内皆水田，粳稻一望无际，如中原之苏湖矣。”“庆尚道地理最佳，沃野千里。”

另据《八域志》载：“新罗享国千年，都庆州”，庆尚道为新罗故地，发展历史悠久，具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全罗道更是物产丰富，“西南滨海，有鱼盐、粳稻、丝絮、苧楮、竹木、橘柚柿之利。”忠清道与之相似，“地饶沃，坟衍平旷，鱼盐至贱。”另外，李氏朝鲜都城位于京畿道内，其经济发展水平自然不会低于其他各处。

由此可见，李氏朝鲜八道以全罗道、庆尚道最为富庶。籍贯为全罗、庆尚两道的赴清使臣分别为129人次和93人次，占籍贯可考者总数的76%，而其余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全罗、庆尚两道，籍贯为其余各道的赴清使臣为总数的34%，最落后的两个地区咸镜道和平安道则完全没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赴清使臣籍贯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为全罗道全州府（今韩国全罗北道全州市辖区），《八域志》载全州：“入境为栗潭、良田浦、五百洲大溪，灌溉土为上腴。

有稻、鱼、姜、芋、竹、柿之利。千村万落，养生之必备，西斜滩通舟船鱼盐，府治人物稠众，货财委积，与京城无异，诚一大都会也。芦山以北十余邑皆有瘴，惟全州清凉，最为可居。”可见全州府在当时俨然为一大都会，更是李氏朝鲜的一个经济贸易中心，甚至是与“京城无异”。李氏朝鲜各道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差异，地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也对区域间文化发展产生了影响，进而成为导致各地之间使臣数量不同的重要因素。

（二）区域间文化、教育发展差异

李氏朝鲜各道文化发展不平衡主要由两个因素构成，一是经济原因，另一个是各道不同的风俗，导致当地对科举的态度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会导致当地的文化发展差异，还会导致通过科举做官的人数减少。因此，各地的文化和教育发展水平差异是导致使臣分布差异的直接原因。史载咸镜道风俗“淳朴愚直，以驰马弯弓为德，动之以利，妄为然诺……勤俭强悍。”平安道其“俗悍而骄，骁勇雄强。”

可见这两道以“好弓马为俗”“（咸镜道）一道不知文学矣……间有中科甲者，土人谓破天荒。”而且平安、咸镜两道“三百年来无显官，或有登科第者，官不过县令。”由上述史料来看，平安、咸镜两道无使臣的直接原因，是基本没有在朝为官者，而县令显然达不到出使的品级要求。究其原因，应是两道受风俗习惯影响，不重视科举导致的。

另外，受本地风俗影响，不重视科举的还有黄海道和江原道，“大抵一道处国都西北，地邻平、咸，俗喜弓马，而鲜文学之士。”江原道“土人重游衍，父老喜载妓乐酒肉，跌宕湖山之间，以此为大事。子弟化之，少治文学，亦以其绝远于二京，自古少显达者。”可见黄海、江原两道其风俗“尚弓马”、“喜游玩”，并不重视文化教育，其科举发展程度可见一斑。因此这两道的文化和教育发展水平亦相对落后，籍贯为这两道的赴清使臣也相对较少。

上述四道，受风俗习惯影响对科举、文化发展不够重视，因此导致籍贯为此四道的赴清使臣人数较少。与之相反，庆尚、全罗两道风俗尚文学，重视科举发展，而且具有良好的文化历史传统，所以籍贯为这两道的赴清使臣人数众多，约占总人数的76%。如庆尚道，其地风俗重视文化教育，“俗尚礼让文物，至今科第之多甲于他道。”不仅如此，庆尚道经历数千年发展，历史悠久，具有良好的文化底蕴，其文化、教育发展水平高于其他各道。

李重焕曾提到庆尚道“自高丽至我朝又几千年，上下数千年间，一道之内，多将相、公卿、文章、德行之士，与夫立勋树节之人，仙释道流，号为人才府库。”由此可以看出庆尚道的文化、教育发展水平之高。值得注意的是，庆尚道还多著名文士，如西崖先生柳成龙、退溪先生李滉等人，且庆尚道士大夫多为“退溪、西崖门人、子孙。”

由此可见庆尚道文化、教育水平十分发达。而全罗道虽“科第显达逊于庆尚。”但其地“人杰地灵，亦自不少”，以道学、节义、文学而著称的文人、显达也不在少数，可见全罗道的文化、教育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各道。忠清道“居国之近南，兹为衣冠渊薮，京城世家无不置田宅于道内，且风俗近京与京城无甚异，故实可择而居之”，且“多富人又多士大夫世居。”

可见忠清道与京畿道风俗相似，虽然文献未明确记载忠清道的文化、教育发展情况，但京城世家大族多侨居于道内且多有士大夫世居于此，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地的文化、教育发展水平。京畿道作为朝鲜王朝京畿所在，且为政治中心，其文化、教育发展程度大体与忠清道类似。

上述李氏朝鲜八道因地域不同，各地之间的风俗有别，对当地的科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样，当地的科举发展水平，也反映出这一地区的文化、教育发展程度。从区域间的文化、教育发展程度来看，各道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平安、咸镜两道文化、教育水平最为落后，加之“太祖（李成桂）以将帅受王氏禅代，其佐命功臣，又多西北猛将，即得国，遗命西北人勿大用。

平安、咸镜两道并无使臣出使的情况。而黄海、江原两道其风俗不重文学，因此籍贯为这两道的赴清使臣亦少于其他四道，而京畿、忠清两道文化、教育发展水平大体持平，赴清使臣人数也没有多大差异。庆尚、全罗两道的文化、教育发展水平高于各道，因此绝大部分赴清使臣出自这两道

综上，李氏朝鲜各道之间，因自然地理环境及风俗习惯等因素，导致经济、文化发展各异，影响了当地的教育发展水平，造成科举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直接的结果是，通过科举考试在朝为官的人数存在明显差异。大体说来，朝中官员籍贯的特点与赴清使臣籍贯的特点基本上是一致的，或者说，赴清使臣各道所占百分比，与朝中官员各道所占百分比基本是一致的。因此，各道的赴清使臣人数与当地的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程度以及科举的发达程度皆成正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