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明清历史的人应该对“午门”一词不陌生。在许多影视剧中，常常看到皇帝怒不可遏，下令将犯错的大臣或得罪自己的官员拖到午门斩首。事实上，这种情节并不符合历史真实，反而显示了编剧对历史的误解。所谓“午门”实际上就是皇宫的正大门，正式名称为“正阳门”，只有在皇帝参加非常重要的场合时才会启用。怎么可能在这种庄严的大门前随便处决犯人呢？这不仅不符合历史，也违背了当时的礼仪，简直是给皇帝带来晦气。其实，如果当时真的要杀人，往往是选择去菜市口进行，而时间则会选在午时三刻。午时三刻的选择有着特殊的原因，那时阳气最盛，能压制过多的阴气，从而减少不吉之事的发生。所以，午门外并不是随便就能处死人的地方，相反，它承担着一种极为荣耀的政治任务——午门献俘礼。

午门献俘礼是一种朝廷向公众展示军事胜利的仪式，尤其是在胜利后俘获了敌方首领，便会把他们带到午门前“展览”，以彰显大清帝国的军功，同时震慑那些对帝国心怀不轨的敌人。整个献俘礼有着严谨且庄重的流程，极其隆重。在明朝万历年间，朝鲜战争时期，明军确实也曾举行过类似的献俘仪式，展示过一批日军俘虏，虽然其中的主角大多是中低级别的军官，含金量相对较低，但仍然算是一种展示军功的方式。真正使午门献俘礼声名远扬的，还是清朝康熙到道光年间的那些献俘仪式，这些仪式的规模和影响力堪称空前。

首先要提到的，是康熙帝受降准噶尔大汗噶尔丹的仪式。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噶尔丹带领大军越过杭爱山，进攻外蒙古（即喀尔喀蒙古），喀尔喀的各部纷纷向内蒙古的察哈尔蒙古投降，并请求清朝出兵援助，驱逐噶尔丹。康熙不仅同意了这一请求，还亲自带领清军出征，三次大规模地击败了噶尔丹，将其逐出喀尔喀并追至准噶尔地区。到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噶尔丹在清军的追击下自杀。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将其骨灰带到北京，并上表向清朝称臣，康熙接纳了这个请求，并决定在午门举行第一次献俘礼。仪式的主角，是噶尔丹的骨灰、他的两个儿子和几十名准噶尔高级将领。仪式庄严且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展示了清朝的强大与威严。

接下来，雍正帝也在午门举行了第二次献俘礼。这次的献俘主角是青海地区的罗卜藏丹津。雍正帝对罗卜藏丹津颇为关注，因为青海是前往新疆、控制西藏和与内地联系的重要战略要地。罗卜藏丹津与准噶尔结盟，这使得雍正决定通过军事手段削弱他的力量。1725年，雍正以年羹尧为帅，带领十万大军生擒了罗卜藏丹津，并在平定青海后将他押送到北京，举行了第二次午门献俘礼。

第三次献俘礼发生在乾隆时期，主角是准噶尔的新大汗达瓦齐。噶尔丹死后，准噶尔发生了内乱，最终达瓦齐成为大汗。乾隆帝趁准噶尔衰弱之际，发动大规模战役，于1755年生擒达瓦齐并押送到北京，举行了第三次献俘礼。尽管达瓦齐已不再构成威胁，乾隆帝对他表现出了一定的宽容，赐予他亲王的封号，允许他留在北京。可惜的是，达瓦齐的部下阿睦尔撒纳在之后反叛，乾隆帝愤怒之下，再次发动铁血镇压，将阿睦尔撒纳逼迫逃亡至沙俄。沙俄最终不得不交出阿睦尔撒纳的遗体，乾隆帝命人在北京举行了一次小规模的献俘礼，虽然规模不大，但仍旧是一场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仪式。

到了1759年，大小和卓在南疆地区掀起叛乱，乾隆帝亲自指挥以少胜多的战斗，并最终平定了叛乱。大小和卓逃亡至浩罕国，乾隆帝命令兆惠军威逼浩罕国交出叛军领袖。浩罕国最终屈服，交出了大小和卓。乾隆将两人押送至北京，并举行了第四次午门献俘礼。这次，乾隆帝不再宽容，命令将两人凌迟处死，展现了铁腕治国的决心。

道光时期的张格尔是清朝历史上最后一个在午门接受献俘礼的人物。张格尔是大小和卓的孙子，1820年开始发动了长达七年的张格尔之乱。道光帝最终决定亲自出兵，经过多年拉锯，终于在1827年彻底剿灭了张格尔的叛军。张格尔被清军捉拿并押送至北京，举行了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午门献俘礼。道光帝命人对张格尔进行凌迟处死，完成了这场历史上最残忍的献俘仪式。至此，午门献俘礼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段绝响。

张格尔的死，标志着大清帝国的最后一次献俘礼，和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展示权力与胜利的仪式。而就在13年后，英国人敲响了大清帝国的国门，历史的浪潮开始急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