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最耀眼的头衔就是大改革家，

他在执政期间，不遗余力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直接成了民族大融合的推手

。

而在众多改革中，最令人叹服的举措就是迁都洛阳这项大工程。

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打着“南伐”的旗号率大军离开平城，开始南迁国都。

要知道，迁都不只是换个地方当皇帝，主要会牵扯到北魏政权的得失，以及北魏统治下的各阶层的利益。

于是，为了顺利到达新都城洛阳，孝文帝可谓殚精竭虑。

他开拓前线、稳定后方，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做了充分准备，终于在公元495年9月完成大业，

堪称历史上的奇迹

。

然而，身为皇帝的拓跋宏为什么要竭尽全力的迁都？迁都之后的北魏又会出现什么景象呢？

第一、迁都的历史因素错综复杂

1、军事形势促进了南迁

公元402年，北魏北边劲敌柔然势力日盛，阻碍了道武帝拓跋珪挥师南下的道路。

到了太武帝拓跋焘时期，

实行了“先北后南”的军事策略

，待到将夏、北燕等割据政权消灭后，北魏的对手就只有南朝与柔然。

当时从军事层面考虑，先解决柔然是迫在眉睫的事，可是当拓跋焘北伐之时，柔然远遁，至此，北方的威胁得以缓解，于是拓跋焘

“

收柔然民畜凡百馀万。自是柔然衰弱，屏迹不敢犯魏塞”

（《资治通鉴》卷125）

就在北魏紧锣密鼓地统一北方时，南朝也完成了晋、宋政权的更迭，两个军事强大的政权也开始变得剑拔弩张。

公元450年，南北朝之间爆发了一个次激烈的战斗——瓜步之战，

最终战役结果北魏胜出，南朝伤亡惨重。

而此时，柔然又恢复了元气，开始与南朝结盟，由于北魏处于两者之间，因此极有可能再次遭遇两面夹击的困境，但此时的孝文帝改变了对柔然军事策略的改变，从主动进攻改为积极防御，由此缓解了北魏北边的军事威胁，还争取了休养生息的机会。

值得庆幸的是，柔然与南朝虽然结盟，但未达成军事的统一，渐渐地柔然国力开始匮乏，孝文帝也不想牵扯精力讨伐，而是将重心转移到南征方面。

公元492年，北魏“步骑十万以讨蠕蠕……高祖亲幸城北，训誓群帅。”

（《魏书·陆叡传》）

北魏大破柔然，严重削弱柔然的势力。

孝文帝是有头脑有抱负的皇帝，为了完成北魏与南朝政权的文化交接，他将柔然征服后，就开始用武力讨伐南朝。

由此，孝文帝想迁都洛阳，

这样可以及时捕捉战机，有利于对南朝的长期征讨

。

2、因心理创伤想摆脱旧制束缚

孝文帝身世很悲凉，他四岁被立为太子时，亲生母亲依旧制被赐死，五岁登基后，由祖母冯太后躬亲抚育，当了23年的傀儡皇帝，直到冯太皇太后去世。

冯太皇太后是个玩转政治风浪的女人，手段极其厉害，她把持朝政期间，将一些具有杰出政治才能的鲜卑和汉族股肱大臣以及出身低微的宦官收拢在自己麾下，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从而操纵北魏政权的命运。

鉴于此，孝文帝从小便活的战战兢兢，在常人无法忍受的精神摧残下学会了察言观色，变得早熟有城府，正如史书记载“

母子间甚难宜深慎之

”。

（《魏书·显祖纪》）

由于冯太后对孝文帝的父亲献文帝进行过逼宫、杀害等高压统治，更是给他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创伤，震动之余，使他

“悲泣不能自胜”，“代亲之感内切于心”

。

（《魏书·高祖纪》）

除此之外，冯太后在政坛上的诸多耀眼改革，如同一座丰碑投射在北魏平城君臣以及百姓心里，但却让孝文帝感觉压抑与焦虑，显得自己这个傀儡皇帝一无是处。

就是这些特殊的经历阴影，影响了孝文帝的行为与举动，

在冯太后驾崩后，孝文帝才将压在心头的这座重石慢慢挪开，长舒了一口气。

但冯太后的残余势力威望犹存，容不得孝文帝自由施展拳脚，更是给他加强皇权造成巨大阻力，因此，只有离开平城，摆脱冯太后的影子，才可以重建皇权，树立自己的权威，

于是，终酝酿了迁都之事

。

3、孝文帝对汉文化推崇

孝文帝的祖母冯太后是汉人，她对拓拔宏的亲自管制教育就是从儒家思想开始，为了提高小皇帝的文化修养，

冯太后请了一些儒学士大夫教育培养孝文帝

。

由于冯太后专制霸道、教育严苛，孝文帝学习非常用功，对汉文化也驾轻就熟，不仅有很高的文学素养，还养成博览群书的习惯，他好学不倦，并曾公开讲经，这种良好的汉文化修养，培养了自身温文尔雅、性格敦厚的君子风范。

“

太后以高祖富于春秋，乃作《劝戒歌》三百余章，又作《皇诰》十八篇，文多不载。”

（《魏书·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

冯太后请高龄的儒学家高允对她亲自写的《皇诰》加以修改、润色，并让高允作《酒训》，列举以往“酒之败德”的相关事例，以劝导孝文帝，在如此的浓厚文化环境中，孝文帝的学识与品德而言，其汉化程度也达到极高境地，远远超过了其他鲜卑族人士。

因此，在孝文帝亲政后，他力主全盘实施汉化，对于推崇汉族文化，他不仅自己喜欢，更希望将鲜卑族与汉族融为一体，加快鲜卑族的汉族进程，并迫切地希望改变鲜卑旧族体制，

这也成了迁都洛阳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迁都洛阳进程道阻且长

1、迁都前酝酿由来已久

为了继续推进北魏的统一大业，实现与中原汉族的进一步融合，摆脱平城的阴影，

孝文帝决定将政治中心迁徙到华夏文化故国的中心地洛阳

，然而，梦想很丰满，现实却骨感。

冯太后尽管不在了，但她长期执政所积累的威望，仍然在朝野具有很大影响力，新旧矛盾交织，潜在危机也会随时爆发，初次亲政的孝文帝亲根本无力改变这一状况，但为了迁都的成功，经历诸多磨难的孝文帝只能继续恪守隐忍之道，慢慢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成熟。

从许多史料来看，在北魏政坛上，能支持孝文帝迁都者并不多。

台湾史学家逯耀东在

《北魏孝文帝迁都与其家庭悲剧》

一文指出：“

孝文帝决定定都洛阳的计划，是很突然而机密的，甚至于连当时被视为左右手的元澄、李沖事先都不知道，而事后，张彝、郭祚、崔光都因‘以参迁都之谋’而进爵。”

由此可见，孝文帝想迁都的事宜已经酝酿已久，而且处于保密状态，因为这件事他一直得不到保守势力的支持，所以必须谨慎从事。

为了能顺利迁都，孝文帝只能将阻力减到最小，于是最初能谋划的人就是与张彝、郭祚、崔光三人。

但就算计划考虑的再周全，迁都必定是项大工程，不仅要在新都洛阳修建土木工程，还要在旧都做动员工作，而且迁都过程中的组织协调都必须考虑进去，

因此依旧张彝三人身份，无法形成影响力，就必须找个有威望的人来做这件事。

那么，协助孝文帝完成历史使命的关键人物能是谁呢？

2、协助迁都的两个关键人物

孝文帝时期有两个左右手，

一个是尚书李冲，一个是任城王拓跋澄

。

李沖不仅权势隆重，在朝廷旧臣贵戚心中德高望重，具有极高的号召力，还有出色的才能，他曾经参与平城许多宏大殿堂的建造，其睿智机巧的性格深受孝文帝欣赏，并且还特意下诏表彰李沖的出色成就。

任城王拓跋澄是个军事干将，治理地方有政绩可见，因此被孝文帝召回朝廷并委以重任。执掌北魏朝廷行政大权。

那么，李冲、拓跋澄都在南迁中扮演什么角色呢？

据《李沖传》记载

：“高祖初谋南迁，恐众心恋旧，乃示为大举，因以胁定群情……沖言于高祖曰：‘陛下方修周公之制，定鼎成周。然营建六寝，不可游驾待就，兴筑城郛……’”

可见，是李沖提出来要经造新都，而且他也是营构宫室的主持者，但孝文帝出于谨慎起见，因担心李冲旧族不愿支持，于是借着南伐以达到了迁都的目的，不过当真相被戳穿后，李冲还是积极支持孝文帝举措，并成为协助孝文帝南迁的关键人物。

拓跋澄的情况与李冲类似，它也是前朝旧人，也事先不知情，而且真的以为孝文帝要南伐，还极力阻挠，当得知真相后，态度就根本改变，理解了南讨与南迁的关系，

并为孝文帝献计献策，成了迁都的积极动员者。

第三、孝文帝迁都并不是简单的举措

1、迁都具有军事政治色彩

首先，平称地处九州之外，与江南远隔千里，信息无法保持畅通，而孝文帝又想与南朝在长期对峙中相机而动，如果帅军出征，难免受到季节路途或者其他因素影响，消耗成本大，如果迁都洛阳，则可以使以上问题迎刃。

其次，北魏兵打仗全部依赖战马，无马即无以克敌制胜，要想完成统一南北的伟业，改变作战方式也是大势所趋。

据史书记载，燕州刺史穆罴也曾对孝文帝说道：

“征伐之举，要须戎马，如其无马，事不可克。”

（《魏书·武卫将军谓传附兴都子东阳王丕传》）

最后，由于当时南北方在文化习俗以及生活习惯上差异极大，孝文帝想完成民族大融合，必须要完全适应汉族人的习性。

并且鲜卑人对江南湿热的气候确实难以接受，就是战马也会因不适应气候而死亡，这对南征之战极为不利，

因此孝文帝迁都也成了统一大业的重中之重

。

2、迁都洛阳意义影响深远

孝文帝是北魏朝廷中的最大改革家，而其迁都洛阳又是改革中最关键一步，这是一项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决策，彰显了孝文帝的大谋略和大智慧。

洛阳是历史上著名的政治、经济中心，文化底蕴深厚

，其古都的神韵令无数国君向往，虽经战乱破坏，但依然魅力四射。

孝文帝眼光深邃，有着绝对的君临天下的胸怀，更有着强烈的正统思想，在迁都洛阳后，他热衷的事就是外出巡防，以正统身份多次祭奠历代汉皇、以及前朝忠臣，可谓意义深远。

而且，迁都洛阳后，孝文帝大刀阔斧进行的风俗改革，更是大放异彩，更是对拓跋鲜卑产生巨大震荡，

如在服饰，语言，籍贯，婚姻等各方面都做了改革

，可谓精彩纷呈的一场文化革命。

总结

对于拓跋鲜卑来说，南迁本来是具有历史传统的一项政治运动，而孝文帝为了避免朝臣对迁洛一事的阻挠，只好借南伐之名，行迁洛之实，

可以说是有点悲凉色彩在其中

。

不过，孝文帝为了追求大统，为了促进民族融合，为了革新旧制弊端进行的迁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也是他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做出的明智决策

，值得后人钦佩。

参考文献

1、《略谈北魏孝文帝迁都之个人因素》

2、《囊助孝文帝迁都三个关键人物》

3、《论北魏孝文帝迁都事件》

4、《论北魏孝文帝迁都的军事意义极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