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历史思考：唐朝时期，儿童疾病的治疗方式有哪些？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唐代社会医巫并行，在时人心中只要是有效的治疗方式都可以尝试。因此唐代儿童患病后治疗的途径主要有四种：一是寻找专业医者治疗。唐代有官方医疗机构及民间医疗组织，儿童生病后可以请专业医者治疗，但这种方式一方面需要大量人力及物力，另一方面僻远地区缺少专业医者，因此这种方式多为中上层民众选择。

二是依靠家中习医者治疗。唐代一些士大夫习医，家中儿童生病后自己治疗，上文刘禹锡习医后家中婴儿即自己治疗。三是依靠药方或经验自行治疗。唐代朝廷将一些简单有效的常见疾病药方牓示于路，当儿童生病后可自行按照药方治疗。四是依靠宗教及巫术治疗。

唐代社会医巫不分，许多巫觋都兼医者身份，佛道等宗教也借医传教，出现许多僧医和道医。

唐人普遍相信佛道等宗教及巫觋等能治疗儿童疾病，再加之他们的医药费用相对较低，因此这种方式为许多普通民众在儿童生病后选择，上文刘禹锡幼时生病即前往巫医家中治疗。

依靠专业医者治疗

一般来说儿童在生病后首先会向专业医者求助，唐代许多墓志中都反映了儿童生病后专业医者的治疗，河东裴琪墓志即记载她在及笄后“累岁绵绵，勿药无效”，最后夭折。笔记小说中也有许多儿童生病后寻找专业医者治疗的记载，狄仁杰在华州遇见一富商为子求医，最后救治了富商之子，虽然这则故事不一定真实，但从此行为来看儿童生病后会选择医者治疗。

富商为了替儿子求医，贴出告示云“能疗此儿，酬绢千匹”，孙思邈也曾说“吾幼遭风冷，屡造医门，汤药之资，罄尽家产。”

从以上来看，在请专业医者治疗儿童疾病时，富商为子悬赏求医是医者上门治疗，而孙思邈幼时却是患者上门求医，可见在寻求专业医者治疗时存在医者上门治疗和患者上门求医两种方式。

悬赏求医是儿童在特殊情况下的选择，生病儿童上门求医可能才是儿童正常情况下的选择。从幼时孙思邈及富商之子求医来看，小儿医疗费用高昂，因此这种方式多为有财力的中上层社会儿童选择，一般儿童很难承担起高昂的医疗费用。

儿童借助宗教与巫术治疗

隋唐时期佛道十分流行，许多百姓都信仰佛道，再加上当时社会医巫不分，医学中包含了大量巫术、咒语等，甚至唐代太医署中有咒禁博士，由僧人和道士担任，专门教授咒禁生“咒禁祓除为厉者，斋戒以受焉”，这使唐人普遍认为儿童生病是由鬼祟导致，需要通过祭祀鬼神来治疗儿童疾病，

孙思邈《备急千金方》引《玄中记》即记载有姑获鸟使儿童生病。

因此，唐人在儿童生病后除了请专业医者治疗外，往往借助宗教及巫觋治疗儿童疾病，尤其是在医药治疗无效时，更相信儿童生病是鬼祟导致，宗教与巫觋为儿童及家人带来了希望。此外，隋唐时期医疗机构的局限性，使一般儿童很难得到专业医者的治疗，而当时许多僧道及巫觋都会医术，这无疑是一种选择，所以当儿童生病后更多人借助宗教及巫术治疗。

请僧医、道医、巫医等治疗

佛教讲究慈悲为怀、救人苦难，在南北朝时期就出现了僧医，对僧人和信徒进行医学教育，以达到传播教义和普及医学知识的目的。

到了隋唐时期更盛，许多寺院都收藏医书以及药材，很多僧人都擅长医术，依靠咒语等对儿童治疗。

《大悲咒》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治病合药经》就有小儿药方。玄宗之二十五女在久疾不救后，玄宗命令金刚智为其授戒法，金刚智“以密语咒之”，公主被延续了半天寿命。

此玄宗之二十五女无法考证是何人，但从玄宗第二十二女寿光公主墓志记载其天宝九载（750）二十五岁去世来看，寿光公主生于开元十四年（726），而金刚智于开元二十九年（741）去世，所以玄宗之二十五女应比寿光公主稍小或年龄相近，故生卒年应在726-741年之间，年龄不超过16岁，尚是一儿童。

又宣宗大中年间，宰相裴修之女生病后，僧人神智也通过持咒进行治疗，后来痊愈。

与佛教一样，道教经过魏晋南北朝葛洪、陶弘景等人改造，到了隋唐时期，道教也“援医入道”，非常重视医学，通过道观所藏医书及药园、药圃等产出的药材，不少道士潜心研究医术，不但采药制药、撰写医书，还治病救人。

道士以符为生病儿童治病，与隋唐时期道士推崇符箓有关。唐代道士认为诵读符箓中的天官功曹姓名，能够达到凶邪不侵、疾病不扰的作用，符箓能够治疗儿童疾病。除了符箓，道士们还用丹砂为儿童治疗疾病，颜真卿十八九岁时生病，就被道士“出丹砂粟许救之，顷刻即愈”。唐代社会医巫不分，巫者很多时候也充当医者的角色。

当儿童生病后，许多人会选择请巫医治疗，刘禹锡小时生病即是前往巫医家中治疗。虽然这些记载很多都充满了奇幻色彩，

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僧医、道医及巫医为儿童治疗疾病的现实。

虽然记载中僧医、道医及巫医以咒、符、丹砂等为儿童治疗疾病，实际上在具体治疗过程中也可能佐以医药，而神化的符咒、药物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儿童的信心，改善了儿童及家人的心理状态，对儿童疾病治疗更有利。

借助以释老为师等方式治疗

除了请僧医、道医及巫医等治疗外，隋唐社会中盛行的佛道等宗教使唐人相信借助宗教力量也可以使儿童痊愈。佛经中许多佛陀与菩萨都具有治疗疾病的功能，尤其是药师佛、观音菩萨等，因此唐人相信佛能医病，在儿童生病后通过出家、寄名佛寺等方式，希望借助佛教的庇护，使疾病痊愈。

唐代韦豸娘墓志记载，她于咸通十二年（871）正月得疾，不久就“乞号于释氏，曰甘露延”，“延”一字可能就有延续生命之意，但最终于六月四日夭折，从生病到夭折不足六个月，可见其病情之严重。唐代和娘墓志也记载其在生病后，言：“佛，我依也，愿以为役。”因此改名为佛婢，并且“求去发为尼，号之为初心”。

通过改名及出家的方式治疗，但最终十岁时夭折。支錬师墓志也记载她幼时一直患病，所以“九岁奉浮图之教，洁行晨夕，不居伽蓝”。不过她虽然从小信奉佛教，但从“錬师”称呼来看后来成为了道士。姚和章次女墓志也云：“爰自受病之初，誓心□域，将不退转，行陀罗尼。何福善无徵，奄然归化。”

在生病之后，姚氏女就通过行陀罗尼治疗疾病，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但从她号“功德藏”来看，可能也采取通过出家的方式治疗疾病。

除了女童外，男童在生病之后也会采取这样的方式治疗疾病，权德與家族就是典型案例。权德舆之孙权丛墓志记载他在得了疮痏后，百术不能治，“遂落发归桑门，僧号法延”。

从僧号法延来看，权家人希望借助佛教之力获得延续权丛生命的奇效，但最终还是在元和十二年（817）六月廿四日夭折，只有九岁。权德與的另一个孙子顺孙也“以被病用桑门法更其字曰君吒”，借助出家治疗疾病。权丛墓志中云“自前岁以至今岁，丧尔兄弟，于今三人”，权德與的另一个孙子在病重时可能也借助出家的方式治疗疾病。

在这些通过出家借助佛教治疗疾病的事例中，只有支錬师活到五十岁，和娘、韦豸娘、姚氏女、权丛和权顺孙等人皆没有痊愈，最终幼年夭折。从这几则墓志可以看出，在儿童生病后，当医药治疗无效时，会通过出家的方式借助佛教治疗疾病。

在以这种方式治疗儿童疾病时，会为儿童取一个法号，甚至可能落发。

一般而言，佛教规定僧尼住寺修行，不能随意离开寺院，隋唐时期随着佛教世俗化及伦理化，僧尼与世俗家庭关系密切，一些僧尼出家后选择住在家中，在开元、天宝以后逐渐增多。儿童生病之后借助出家的方式治疗疾病时是住在家中的，可能是受到当时社会上僧尼居家修行的影响，而且儿童年龄幼小且处病中，尚需家人照顾，所以住在家中，只寄名于佛寺。

与佛教一样，道教典籍中许多神仙也具有治疗疾病的功能，如伏羲、黄帝等，因此唐人眼中道教的天尊等也能医病，在儿童生病之后也会通过拜黄老为师并取法名的方式借助道教治疗疾病。唐代谢观墓志记载，他的次女幼时生病，于是“令师黄老”，希望通过拜黄老为师的方式借助道教力量使她痊愈。

唐代宗第五女华阳公主幼年时“清羸多疾，沉绵袵席，弥历纪年，针艾婴身，药饵在口”，大历七年（772）时“上令宗师道教，名曰琼华真人”，希望借此公主能够痊愈，但公主还是在大历九年（774）四月乙未薨逝。

除了拜师黄老外，道教还通过受箓治疗儿童疾病，受符箓也是接受道教的一种方式，

《云笈七签》记载赵业六岁时因病而受正一八阶法箓，取法名太玄，后来在暴卒后因此复活。

虽然这些记载有许多玄幻色彩，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人通过受符箓的方式治疗儿童疾病。唐人认为受符箓不但可以治疗儿童疾病，还可以护佑儿童健康。

总的来说，从上文等人来看，与以释为师治疗儿童疾病的方式一样，在以拜师黄老治疗儿童疾病时，也为儿童取法名，居住家中。从普通儿童来看，通过道教受符箓治疗儿童疾病及护佑儿童健康的方式可能更为当时一般社会阶层儿童所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