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6月19日，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被推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简称“五大书记”，全面负责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党、政、军、群的各项工作。

短短两个月之后，正值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之际，蒋介石的一个举动打破了“五大书记”携手并进的局面，有两位新面孔加入到这个队伍中。

这两位新面孔是谁？他们的结局又是如何呢？

候补书记

1945年4月，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时隔14年之后，中共中央终于有时间有精力召开第七届代表大会。

这是一场部署对日决战的重要会议，也是一场探索党和国家前途和未来的重要会议。会上，全国各地的党代表踊跃发言，推选出了五位在经济、政治、军事、群众工作上有突出表现的领导同志，共同组成“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

毛主席负责指导全面工作；朱德领导军事；刘少奇规划土地改革和城市发展；周恩来指挥外联和统战工作；任弼时负责组织办公厅……“五大书记”各司其职。

然而这样的局面只维持了短短两个月的时间，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全国上下一片沸腾。

举国欢庆的氛围中，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却开始恐慌起来，日军侵略的外部矛盾已经解决，历经磨难的中国该何去何从的内部矛盾又被重新提起。

蒋介石当局深知在抗日战争的进程中他们已经不得民心，唯恐和共产党和平谈判再撕裂最后一层遮羞布，于是他们想以战争的手段维护独裁统治，彻底把中国共产党清算出局。

为了不暴露自己的心虚，蒋介石需要一个出师之名。

此时有人提议，不如设下鸿门宴，请毛泽东到重庆来“共商国是”，只要蒋介石做足渴望和平的姿态，毛泽东不来，国民党就有了出兵的借口。

要是毛泽东果然来了，那就以“两党和平建国”的名义随便给共产党几个议员席位打发掉，怎么算重庆都是稳赚不赔的。

此提议深得蒋介石之心，他立刻草拟了一封言辞恳切的电文发往延安。

电文内容是：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为了渲染自己邀请毛泽东赴渝的的诚恳，蒋介石还让国民党的各大报纸争相报道，让御用的“喉舌”们在名流聚会上大肆讨论。

一下子，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毛泽东身上，国际国内都密切关注延安的一举一动。

蒋介石再接再厉，又连续发出两封电文，俗话说事不过三，要是延安再没有给出肯定答复，他甩锅的目的就算达成了。

共产党人何尝看不破他的这点伎俩，但重庆毕竟是国民党的陪都，里三层外三层都被军警宪特把持着，无异于龙潭虎穴。

不少同志都劝毛主席不要冒险，毕竟谁也不知道蒋介石为了巩固权力会做出什么疯狂的举动，但毛主席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一定要到重庆去。

“我毛泽东一个人不算什么，”延安的礼堂里，毛主席围着主席台走了半圈，站到各位同志身边：“撕毁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虚伪面具才是最重要的。”

同志们看他意志坚定，还想再劝，周恩来却摆了摆手：“我支持主席的决议，各位同志们，放心吧，我陪主席一起去。”

两位核心领导人一同前往，足以显示出共产党对于和平的诚意，但“五大书记”一下少了两个，中央书记处有些猝不及防。

更何况，此去前途未卜，谁也不敢预料，毛主席一一看着参会众人忧虑的脸庞，抽了一杆烟。

“我和恩来去重庆，就以刘少奇同志暂代主席吧！另外，请陈云同志和彭真同志做候补书记，这样一来，我们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主席说得风轻云淡，脸上还挂着笑意，大家却有些不安，但都藏在心里，谁也没说。

好在重庆一行有惊无险，虽然蒋介石并不在意谈判的成果，一意孤行地撕毁了《双十协定》，发动了内战，但毛主席等人还是顺利地回到了延安。

陈云其人

候补书记不是凭空定下的，除了要有能力，有资历，还要契合党和国家的未来发展。

既然抗日战争已经取得全面胜利，无论蒋介石何时发动内战，休养生息、重塑山河。都是未来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两位候补书记的能力应当从军事向经济和政治建设上倾斜，而陈云正是这一时期最合适的人选之一。

陈云早年自五卅运动时起开始参加革命，凭借着曾经在商务印书局的工作经验成为思想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的骨干，先后在组织部、工作部等重要部门担当重任，还曾经到红五军中做政委，是政治思想工作的一把好手。

更重要的是，他还在中共特科工作过一段时间，受到了周恩来等同志的一致赞赏，如果说周恩来同志离开延安后谁能顶替他维持特科的运转，此人非陈云莫属。

不过成为候补书记没多久，陈云就到东北去主持解放运动和地区重建工作，并没有在中央待太长时间。

新中国成立之后，陈云负责主持全国的经济恢复工作，重中之重，就是上海。

作为全国的中心，上海经济的发展长期被国民党反动派和侵略者把持着，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小微企业不堪重负，财富高度集中……呈现出一幕幕病态的局面。

陈云高瞻远瞩地注意到，要想恢复国家经济，就必须快速解决上海的乱象，他亲自主持，平抑物价、刺激市场、剪除资本对普通老百姓的压迫，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法稳定住了局势。

但他也不一味地采用雷霆手段，深知刚柔并济的道理，毕竟上海工商界需要恢复，但人力有限，对于那些国民党时期的实业家们，只要没有太过恶劣的行径，他都给予了充分的尊重和支持，希望以他们来带动整个行业的发展。

1950年10月，任弼时病重，无法在中央主持工作，于是陈云被正式任命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在商业部主持全国的经济复苏，

抗美援朝期间，他为筹措军饷四处奔走，三年的时间里，虽然陈云没有亲自到达战场，但是一颗心总是悬着，日夜操劳，不敢懈怠。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复出主持纪检的相关工作，他拿出经济工作时的细致入微来，严守底线，严守纪律，整肃了党员干部的行事作风和工作氛围。

当时不少人犯错之后想要找陈云求情，他都一概不见，就算侥幸见到了人，无论说什么，是威逼还是利诱，陈云都像一块石头一样不听不看不理睬。他这样做事却没有人敢说他什么，毕竟他这个人一向严于律己，几十年工作生涯挑不出错处来。

改革开放之后，党和国家意识到培养一批年轻的能够跟得上时代的干部至关重要，陈云借此机会逐渐淡出中央工作的领导班子，一直在背后推动干部群体年轻化建设。

1995年4月10日，90岁高龄的陈云在北京逝世，结束了他光辉的一生。

“十八年市长”

彭真和陈云一样，在1945年秋季的时候抵达东北，成立东北局，负责解放战争和后方的建设工作。

这方面彭真有丰富的经验，1941年前后他就曾主持晋察冀边区的建设工作，那份汇报书写得尤其漂亮，鞭辟入里，针砭时弊，连毛主席看见都忍不住拍案叫绝，止不住夸赞是“领悟马克思主义的真谛”。

1948年，平津战役取得全面胜利之后，北平在傅作义的带领下放下武器，和平解放，彭真于这一年被推选为北平市长。

老百姓只觉得新市长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做什么都要亲力亲为，彼时他们都还没有料到，彭真会在首都“父母官”这个职位上一干就是18年。

北京是一座古城，由于日军的轰炸和国民党的践踏，城市道路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中央就主张重新建设首都，在保护文物古迹的基础上打造一座现代化的大都市。

彭真找到当时极负盛名的建筑大师如梁思成等人，虚心向他们请教城市建设该如何规划，并且亲自主持了道路图纸的绘制。

他励志要把北京打造成一个可以容纳1000万常住人口的都市，引起了很多人的不解。

战后的北京并没有那么多常住人口。

“城市建设眼光要长远，现在没有那么多人，以后呢？”彭真提笔把图纸上每一条道路都加宽加粗，一边解释道：“现在老百姓不富裕，没有多少小汽车，马路用不了那么宽，以后人多车多，难道还要再改吗？”

城市道路的建设影响到方方面面，尤其是首都这样的地方，以后想推翻重改几乎不可能，于是在彭真的强烈要求下，道路能建多宽建多宽，公共设施能建多大建多大。

彭真对城市建设上心，对老百姓一样上心。

有一年北京郊区闹鸡瘟，农户们养殖的家禽死了大半，后来病毒不断扩散，连铸一类的家畜都被波及，眼看着成千上万人就要没了过冬的口粮。

听说这一消息后，彭真亲自到乡间地头去调研走访，他发现农户们养殖家禽，无论是散在树林草丛还是圈在笼子里，为首卫生方面都是隐患，羽毛粪便堆砌很容易滋生细菌，而农人们又没有给鸡鸭打药的习惯。

于是彭真发动乡镇的干部们挨家挨户地宣传“卫生养殖的思想”，给他们普及药物的使用方法，挽救了不少飞禽走兽，也挽救了不少的农户。

跟

着他一起走访的年轻同志问他：都是小事，何必亲力亲为呢？彭真看着大伙儿热火朝天地打扫卫生，满怀欣慰地说道：“民以食为天，邦以民为本，这不是小事。”

彭真连续多次当选北京市长和市委书记，哪怕后来1956年他在八届一中全会上正式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依旧被热情的北京人民推举为第一书记。

1978年之后，彭真再次回到北京，老百姓们夹道欢迎，都叫他“老市长”，看得人热泪盈眶。

改革开放之后，彭真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立法上来。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社会上出现了许多新中国成立初期立法时没有的问题，需要对法律条文进行与时俱行的修改，彭真担任法制委员会主任，研读了不少法律相关的书籍，汇聚全国各地的法律人才对各款法律进行修改和调整。

类似《婚姻法》、《个人所得税法》都是在那个时候修订完成的，基本补足了社会发展带来的法律漏洞。

直到走近生命的尽头，彭真都还在为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建言献策，1997年4月26日病逝于北京，享年95岁。

从后世眼光来看，陈云和彭真都是党的优秀领导同志，无论是做中央书记处书记，还是在国家需要的各个领域，他们都竭尽所能做到最好，无愧于国家和人民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