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宣告建立了大明,年号为洪武。这一时刻标志着一个农民领袖成功登上政治舞台,类似于历史上的刘邦,以农民起义的方式开创了自己的皇朝。在乱世当中,强人割据、各方割据成为常态,而元朝已经羸弱不堪。朱元璋选择缓慢称帝,以此麻痹元朝统治者,并在之后成功灭掉陈友谅、张士诚等割据势力,最终建立了大明帝国。同时,他通过派遣将领如徐达、常遇春、冯胜等,多次讨伐北元,逐步平定了北方地区,收回了燕云十六州。
然而,此时的大明百废待兴,亟需新的建设,而广泛的百姓也面临着困苦。元朝对汉人的奴役严重,汉人无法通过正常渠道晋升为官员,更难以实现自身的价值。从元朝末年的大量农民起义可见,暴政必然会引发反抗。朱元璋急于缓解这种激烈的矛盾,因此选择开科取士,为更多人提供实现抱负和价值的机会。 治理国家最需要的是人才,而非仅仅是武将。在历史的长河中,治国理政的关键在于培养出色的文官团队。这种理念在朱元璋执政初期就表现得十分明显。相较于开国六公爵中以武将居多,朱元璋清楚了解到,文武互补、相互制约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正如赵匡胤创立宋朝时,他虽读书甚少,却重视文官,为之后的文官时代埋下伏笔。 而朱元璋也不仅仅是一位军事统帅,他深知国家建设需要更多的文官来管理各州、府、县。因此,开科取士不仅可以拉拢人心,更能强化中央集权,巩固皇帝的统治地位。治理国家和征战打天下是两个不同的过程,朱元璋在统一天下之际最需要的就是武将的能力。然而,开国之初,朱元璋更注重的是在治国方面找到合适的人才。这种理念也得以在明代长期发展中得到印证,确立了“重文轻武”的战略方针。 然而,随着时光推移,朱元璋对功臣的限制和清洗显然并非唯一的策略。不同于明太祖朝野相争的方式,赵匡胤创立宋朝时曾以“杯酒释兵权”的方式解除手下的兵权,以此来稳定局势。而朱元璋却采用了较为极端的手段,大肆杀戮功臣,目的在于限制那些自身实力强大的将领,以确保自己的绝对控制权。这一决策,虽然在当时为朱元璋争取了相对安稳的政治局势,但也为后代的安危埋下了隐患。 与之相反,宋太祖的做法更为高明。通过“杯酒释兵权”,他巧妙地解决了将领的权力问题,保持了政权的稳定。然而,朱元璋对功臣的清洗则暴露了他对将领的不信任,以及对权力的过于强大的恐惧。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开国时期对文官的强调,因为只有文官相对容易被控制,而武将往往具有更大的独立性和不可预测性。 在历史的发展中,对文官的强调并非没有弊端。明中后期,文官权力逐渐膨胀,甚至有可能威胁到皇权的稳固。例如,内阁首辅杨廷和在正德帝去世后,直接影响了新皇帝的继位,使嘉靖帝登基。再如万历时期,文官集团不仅可以随意指责皇帝,甚至为之感到荣耀。这些问题直接或间接导致了明王朝的灭亡。然而,任何政策都有利弊。在开国之初,大量招募人才是明智之举。人们终于摆脱了元朝的阴霾,中原民族再次实现统一,大明帝国以崭新的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