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元年五月十八日，在朝廷和皇帝的数次传召下，熊廷弼终于抵达京师以兵部右侍郎复起并在朝中参赞军务。六月初一就如何复辽，熊廷弼上呈了那份著名的《三方布置疏》。

广宁用骑兵对垒河上，以形势格之，而缀其全力；海上督舟师，乘虚入南卫，以风声下之，而动其人心，奴必反顾，而亟归巢穴，则辽阳可复。于是议登莱、天津并设抚、镇。山海适中之地特设经略，节制三方，以一事权。

五天后朝廷下旨任命熊廷弼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等处军务。但其后因“经抚不和”熊廷弼不仅未能有效执行自己的方略，其本人还因广宁惨败、失土之责而被传首九边。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没有辽东巡抚王化贞的掣肘，熊廷弼的三方布置是否能收复辽东进而挽救已摇摇欲坠的大明呢？

首先，熊廷弼提出的“三方布置”对明廷而言并不重要。

熊廷弼提出的“三方布置”很模糊，只说在广宁、登莱、天津三地分别设置巡抚和总兵官，营建前进和保障基地（由居山海关的经略统一调辖、指挥）。然后兵分广宁、南卫（辽东半岛）两路威胁女真，迫使其主动向老巢收缩防御。

注：熊廷弼履任后又对他的“三方布置”做了些修改和补充说明，但大体还是通过三个“基地”在稳固防守之下分两路进攻。一路是广宁正面战场，一路为南卫联合朝鲜袭扰女真后方。另外，熊廷弼一点也不喜欢毛文龙的镇江大捷，他觉得毛发兵太早破坏了他的整体方略。

至于三方的战略轻重、如何配合以及如何攻守，熊廷弼是只字未提。这样的方案有讨论价值，但直接执行的可能性为零。所以皇帝、内阁和兵部也不可能直接将“三方布置”确立为朝廷在辽事上的战略方针。

另外受初任经略被弹劾下岗的影响，河东失陷后熊廷弼并不愿意再次出山，数次婉拒了朝廷的征召。天启连下敕谕承认当初错误并允诺处理责任人后，熊廷弼才赴京觐见。所以当时天启和朝廷的重点是说服熊廷弼接受重任，而不是考量他的方略是否可行。

换句话说，朝廷要的是熊廷弼这个人，而不是他的方略。当经抚们因为对辽战略出现矛盾时，朝廷就不会站出来替熊廷弼树立权威以维护朝廷对辽事的方针。这样就算是没有王化贞，“经抚不和”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个坑其实明朝自己挖出来的。

为了保障朝廷和皇权的安全，明朝很早就削夺了武将权力改由文官统兵。那怎么防范封疆大吏们形成藩镇并割据一方呢，明朝的办法是拆分封疆们的权力。

为了方便巡抚、经略、总督行事，朝廷一般都会赋予他们“便宜行事”之权（不需上奏自行裁决），但会给他们严格划定有效区域和行权范围。

有效区域指该封疆可以行使权力的地域，如某省、某州甚至某县，封疆离开指定辖区就类同一个平民，啥也管不了了。

行权范围指封疆具体在那些事务上有管辖权，如某总督被指定平定某地叛乱，那么除了平乱之外的任何事务他都没有管辖权；某巡抚被指定清查某省钱粮拖欠，那么税赋之外的事务他都没资格问（这是很多明朝地方小官敢抗衡督抚的主要原因）。

除此之外，明廷一直都没有明确巡抚、经略、总督之间的上下级关系（严格来说他们是平级）。当他们职责范围出现重叠时，朝廷会声明由谁“节制”谁，但不会剥夺“被节制者”本身的权力。

例如，朝廷是说熊廷弼可节制王化贞，但熊廷弼没法直接调遣王化贞麾下兵马，因为王化贞作为巡抚有对麾下兵马的“便宜行事”之权。在王化贞不同意的情况下，熊廷弼如果想调兵得行文兵部，假借朝廷名义下令（前提是朝廷同意）。

又比如王化贞醉心于联合蒙古共讨女真，觉得蒙古不可信的熊廷弼只能边苦劝、边看着王化贞在蒙古人身上浪费钱粮。原因是王化贞有“专司蒙古”的职权，没此职权的熊廷弼就算上疏朝廷，也可能被扣“越权”的帽子。

明廷这么弄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让封疆们互相掣肘，防止一方独大。因此熊廷弼通过“三方布置”构建一个辖区、职权这么庞大的“经略”，即便是没有王化贞，除非他和其他巡抚们能在各项事务、战略上保持一致，不然“经抚不和”是很难回避的。

而且有理由和证据让人相信，明廷也不允许在这么广大的辖区里出现一位说一不二的封疆。

当熊廷弼和王化贞之间矛盾激化后，朝廷不是没有意识到问题，但朝廷的解决方法不是在辽事上统一政令搞“一个声音”，而是想方设法让熊、王二人搁置争议、共谋大局（收复辽东）。

最初是行文让两人多商议；接着是进一步细分他二人的职权，以减少交叉从而降低摩擦；然后以“功则同功，败则同罪”将二人绑死在一起，试图强迫二人同心尽力；最后见二人就是无法共事，朝廷打算取消经略一职召回熊廷弼并扩大王化贞的巡抚职权 …… 明廷的用意，大家就各抒己见吧。

最后，熊廷弼的“三方布置”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明廷的财政能力是否足以支持。

“三方布置”的基础是守住辽河正面并防御女真进一步扩张和突袭山海关，这不仅需要在广宁和山海关之间修建一系列堡垒，以迟滞和消耗女真的进攻能力，还需要在广宁一线聚集大军。以熊廷弼初任经略镇守辽东索兵十八万算，退守广宁防御实力更进一步的后金，二十万算是保底数字了。

除此之外，为了向南卫输出“奇兵”，天津和登莱还需预备几万军队；山海关作为中枢之地也得备上数万军队作为预备。那么执行“三方布置”的总兵力将接近三十万，可以负责任的说明朝根本就用不起。

萨尔浒之战，明廷东拼西凑也就组织了十一万军队（其中明军八万八），战败后明廷已无力再组军队继续征讨。熊廷弼第一次出任经略和朝廷对线争执几十轮，最终也就讨得十二万人的援军和军饷 ……

所以明廷的财政支付能力根本就不足以维持熊廷弼实现战略所需的军队。更何况熊廷弼的方略是“以守为正”，待兵精粮足、“奴必反顾”时再发兵征剿，这得守一年还是三年，就不是熊廷弼可以决定的。所以明廷就算是咬牙硬耗，又能坚持多久“不变初心”呢？

以“援朝之战”还未完胜就急切撤兵议和；熊廷弼初任经略不到一年，朝廷就有人不断催促他进剿 …… 可以看出在耗钱这方面，明廷根本坚持不了太久。所以“三方布置”就算是不打折扣的被执行，熊廷弼也很有可能在时机不成熟时就被强令出征，就如崇祯十四年的洪承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