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人的儒侠精神，为何盛行于世？
儒文化与侠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特有的产物，它们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扮演着不同角色。
前者作为维系阶级统治的根本思想，从上至下影响着社会方方面面，而后者作为自民间而起的社会现象，反应了大众自发产生的普遍心理。
但它们并非是水火不容的文化形式，反而在漫长的岁月间产生了碰撞与吸收融合，形成了互补的形式——儒侠精神。
特别是在唐朝时期，随着国力的兴盛，社会呈现出极高的包容性，而人们也以更为开放的心态，积极地延侠入儒，使之融入社会。
也正因为儒侠精神在唐朝文人间大为盛行，从而衍生出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儒侠并行的风流场景，更是让后世无数墨客人侠心向往之，魂牵梦绕。
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个诗酒风流的时代，感受唐朝文人的儒侠精神，体悟为何儒侠之风能盛行于世。
儒、侠文化的内涵与起源
“侠”，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多以游侠、侠客等称谓出现。
韩非子曾论：“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东汉班固也秉持相同观点，认为游侠是祸乱社会破坏法治的恶人。
当时的战国，处于社会形态转型过渡时期。
频繁的战乱使得民不聊生，而自我意识的觉醒又使人民对贵族肆意杀戮的行径极为不耻。
有识之士开始关注到万民之苦，各种学派思想一时间风起云涌。
在这其中，墨家学说对侠精神的影响最为深远。
墨子强调的“兼爱”与“利人”等思想，是非常古典朴素的人道主义主张。
正是这种主张，奠定了侠精神中的道德信条与行动目标。
“侠”们信奉万事莫贵于义，重武学讲义气，愿为他人所急而不顾生死，秉承着惩恶扬善的朴素善恶观。
而战国时的社会环境也为这些侠们提供了活动条件，让侠们得以登上社会舞台。
后人将侠精神比较稳定的内核概括提炼为正义、勇敢、信用与共济。
而作为对中国后世影响深远的儒文化，它具备仁义礼智信乐的完整文化结构，但这种结构本身也同样拥有极大的弹性。
当人们强调仁礼乐时，它便呈现出柔和一面。
而当人们关注义智勇信之时，它便又形成了以义为核心的刚性文化，也因此，儒家文化展现出刚柔并济的特性。
虽然从表面上看，儒强调中庸之道，而侠却爱走极端，重视善恶终有报。
儒，更为注重有等级、有秩序的忠孝仁爱，而侠却强调无条件的正义，二者气质似乎天差地别。
但实际想来，两者间存在相似的文化因子，这也使得两者间最本质的精神可以互相契合。
儒文化借以侠文化的炽热张扬而发掘出自身刚烈一面，而侠文化也因为儒思想的介入而得以审视自身，没有彻底跳脱失序。
唐朝以前儒侠之间的交流碰撞就时常发生，譬如魏晋时侠风变形，有许多游侠借义之名，放浪形骸，不轨于行，这时儒学就发挥了引导作用，通过对传统侠意识的扬弃，重塑侠之形象。
曹植《白马篇》中就塑造了这样一位捐躯赴国，视死如归的少年侠客形象，并借此将国家观念与功业意识引入侠的精神中。
这样不仅使侠文化以武犯禁的形象趋于多元丰满，又将其塑造成了国家可以赖以依靠的豪杰，就这样使游侠们获得了上层统治者的认可，实现了侠的转型。
侠的世界开阔了，自然也为之后唐朝儒侠精神大行于世奠定了思想基础。
唐朝儒侠产生社会背景
所谓儒侠便是文人间的尚侠崇武风气浓厚，在儒文化与侠文化的长期碰撞交融中，出现具备侠气的儒者。
而经魏晋六朝改造过的侠之精神与儒家的功业意识在盛唐之初与时代风气一拍即合。
在唐朝历史中，儒侠文化得到了真正正名。
侠不再只是单纯的出身底层的布衣之侠，也不是放浪形骸的犯禁团伙，而成为了有自己理想追求与抱负的完整群体。
透过儒侠之风大盛的表象，探究其本源，这主要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存在密切联系。
首先，初唐以来，边塞战争时有发生，政府与东西突厥和西域各种小国间常有摩擦。
频繁的战争，使得军功成为政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唐朝兵力强盛，推行府兵制。平民百姓在战时为兵，闲时为农，并自备武器，在这种制度下的社会氛围是整体尚武的。
而政府的重视，也引起了人们为国投身，立功封侯的狂潮。
对唐人来说，从军边塞可谓是效古的最佳手段，是豪纵之举，其中更蕴含着报国济世的崇高理想，这一切都在客观外部大大加深了儒侠的融合。
其次，李唐王室中多有西北胡汉血脉。
贵族王室中受到胡风影响颇深，好鲜衣烈马，骑射饮酒，这也潜移默化地促使李唐王室保留了少数民族直白，崇武的风气。
而上有所好，下必效之，上层统治阶级的偏好，势必会影响到民间的审美趋向，因此在唐朝尚武之风兴盛。
这也为儒侠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此外，隋末社会的动乱也使得一批侠士有机会活跃于政治舞台上。
当时许多地方豪杰游侠戎马倥偬，直接参与了改朝换代的政治斗争，并助力唐朝建立。
开国皇帝李渊征战沙场时，手下就有一大批武功高强的侠客为之效力。
而随着大唐建立，各部游侠作为开国元勋也受到了封赏，为李唐所用，这也奠定了儒侠发展的社会基础。
唐朝四大贤相之一的姚崇，就曾自豪地表示过三十岁前他便是个“呼鹰逐兔”的肆意游侠。
另外，唐朝的三教融合，也成为儒侠产生的思想依托。
道家的洒脱，佛教的因果观念，儒学的舍生取义君子气概，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侠的外在表现，并成为侠与儒融合的内在动力。
最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唐朝时期鼎盛的国力与繁荣的社会经济，也助推形成了开放包容的社会整体氛围。
唐朝施行的开明文化政策，使得多种文化被一同兼容。
这也进一步使得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百花齐放，呈现出宽宏博大的文化景象，这也成为了儒侠精神发展的内生动力。
唐朝诗文中的侠气
唐朝诗风大行，而其中有诗仙美喻的李白，更是中华文学史上久传不衰的名字。
他的诗篇，跃动着盛唐的时代脉搏。
李白虽是文人，可身上却有侠的特质，可谓是儒侠精神淋漓尽致的代表之一。
李白自小学剑，倾慕古代侠客们慷慨悲歌、豪气肆意的侠义气魄，而他一生，也始终践行着行侠仗义之事。
他曾一年散财三十万，只为接济萍水相逢却十分有缘的落魄公子，也曾因友人离世而白袍恸哭，伏尸泣血，并斥重金予以厚葬。
在他前半生，除却自身的壮志抱负外，多是一种游侠般精神追求。“剑歌易水湄”写他及时行乐，“托身白刃里，杀入红尘中。”写他尚武豪情。
“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更是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一个唐人心中的完美儒侠形象与精神内核，展现了睥睨万物的豪气，堪称绝句。
哪怕后期仕途不顺，被赐金放还，他也仍然坚持不事权贵的豪飒侠心。
当然，李白只是唐人儒侠追求的一个缩影。
在当时，许多文人对侠士的崇拜都可以在他们笔下窥见一斑。
王维一句“相逢意气为君饮”，写尽侠士相逢的豪迈，杨炯在《从军行》里强调“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就连性格冷淡的贾岛，也曾提笔幻想剑客生活是“十年磨一剑”的锋芒尽敛，更是“谁有不平事”的仗义疏狂。
可见当时游侠精神已根植社会血脉。
此外，在唐朝盛行的话本传奇中，各种打抱不平，身怀奇技的豪侠报恩故事也是层出不穷。而这些文人对游侠的盛赞，本身就展现了儒侠之风的鼎盛。
在安史之乱之前，文人间精神形态主要以以内儒外侠形式表现。
其后，随着唐王朝陷入内忧外患之中，文人任侠走向了极端，耽于享乐，士人“风流恣绮靡”。
民间任侠，也多趋于平定叛乱的理想诉求，而非个人价值的实行。
面对朝堂言路堵塞，许多唐人纷纷举起手中武器反抗，吟诗作赋表态，一时间涌现诸多忠臣义士。但摇摇欲坠的政权统治者已然缺乏以往的气魄。
因此在大唐中后期，更倾向于用儒家正统思想引导侠义精神，对其进行改造，实现以儒并侠稳定统治的诉求。
中唐儒学复兴运动鼓动者韩愈就曾对侠士的出路提出建议，“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意思是面对诡谲的时事，与其沉沦归隐，不如发挥善武之长，为国所用，接受感化，以儒学伦理重构人生信念。
而李德裕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所谓的义化改造。
意在以儒家之义，代替侠之义。
本质上是将儒家的伦理标准作为评判侠的依据，排斥原始侠精神中不符合礼法的一切行为。
但这本身并不是相互兼容而是彻底改造，因此在此举之后，产生的多是官侠、伪侠之流，真正意义上的侠变得越来越少，侠文化也不可阻挡的走向了式微。
结语
曾强盛一时的唐朝，显现出与前朝旧代迥然不同的时代特征。
它因自身的旺盛生命力，而展现出理性与感性，节制与肆意并容的和谐社会氛围。
而大唐独特的社会心理文化，也同样对文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法产生了重要影响，亦影响了文人们的艺术创作。
因此我们才可以在盛唐的诗文中，尽情领略豪情张扬与气势磅礴。
而唐时频繁的战争，也为儒侠文化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武台”，使其粉墨登场。
经过与儒学间相互的交融吸收，侠文化被注入全新的时代内涵，并借以扩大了发展空间。
在儒侠的精神世界里，国家与民族利益被置于高处，为国立功成为荣耀的勋章，“有为国之忠，有济民之义”变成儒侠们的抒扬。
盛唐时期的儒侠精神，不仅可以代表自由个性的向往，更可以作为理想世界的依托，蓄结豪气，一洗腐酸，形成令人神往的盛唐气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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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严正道,论唐代文人的儒侠互补意识[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06):131-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