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曾经提出过一个

“拆屋效应”

，他认为人总是对自己在谈判时所看到、听到的条件习惯性地讨价还价，既然如此，在谈判的时候干脆提出一个几乎不可能的要求，然后以此来慢慢降低，完成谈判。

其实鲁迅先生提出的这个效应，在古代人的生活里并不罕见，比如孙武在《孙子兵法》中的

“求其上，得其中。求其中，得其下”

，正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古人在政治交际里深知君王的“完美主义”，总是想着要最好、最万全的解决办法，那么为了让君王既信任自己已经提出了最好的方案，又能提出有实际意义的方案，便有了常见的“上中下三策”。

说白了，上策往往都是拿来让君王知难而退的，不得不选择中策，反正对于谋士来说，建议和方法他都给了，至于怎么选、怎么做，那是君王的事情，不得不说这是一种很高级的政治智慧。

在古代占据主流的儒家思想里，对君王忠诚以及尽职那是文人的最高追求，但话是这样说，如果谁真的对君王“毫无保留”全盘托出自己的所思所想，那么就危险了。

比如遇到一件事情，君王问谋士意见，谋士思索一番之后直接把“最优”的办法给君王，当君王执行了之后，不管结果是什么，都总会觉得谋士没尽职，是不是其实有更好的办法，但是他没说。

因为这世上根本没有“万全之策”，所有的事情都有不完美的地方，解决问题的本身，大多数时候都是利益群体和另一个利益群体的博弈，赢的解决问题，输的出现问题。

输的一方可能不敢找君王的麻烦，但他肯定敢找谋士的麻烦，所以古代的顶级谋士，往往都是

“不背锅”、“不全盘托出”

，永远要留点余地给自己。

汉武帝时期，朝堂中发生了魏其侯窦婴和武安侯田蚡的争执，因为魏其侯的好友灌夫在田蚡的婚礼上辱骂宾客从而被逮捕下狱，准备处死，可灌夫骂人是因为田蚡一方刻意挑衅引起的，窦婴觉得灌夫没罪，争执之下，双方都找到汉武帝主持公道。

但是窦婴和田蚡，都是汉武帝的亲戚、长辈，汉武帝不可能真的做决定，于是他很聪明地把问题甩给了御史大夫韩安国，问韩安国该怎么判，这两人到底谁对谁错。

韩安国可是个人精，面对汉武帝的甩锅，他也从容应对，于是韩安国在朝堂上指出，窦婴给灌夫辩护，说得很有道理，理应是窦婴对，可随后又接着说，田蚡为自己的宾客的尊严讨公道，也没错，也应该是田蚡对，不过到底谁对，我韩安国不敢定论，还是你汉武帝来定夺最好。

一番言论下来，韩安国等于是把汉武帝的皮球又扔回给了汉武帝，而且韩安国两边都不得罪，他不说双方都有错，而是说双方都有道理，这让别人听起来就很舒服，反正不管汉武帝最后怎么决定，人家也怪不到韩安国的头上。

所以说，这才是官场的顶级智慧。

也是因为谋士天生就有给君王背锅的风险在其中，君王问计，谋士会做的，也是让君王选，而不是替君王做决定，决定还是要由君王自己做。

西汉时期，曾经发生过黄河泛滥，影响百姓生活的事情，此事一发生，朝廷第一时间就要想办法治水，但在西汉时期，人口不多，工具也并不发达，治水不是什么小事情，于是汉哀帝就问自己的“待诏”贾让

（汉武帝时期在内廷新设的官，相当于皇帝的参谋）

该如何处理黄泛问题。

其实在当时，一般来说治理黄河泛滥根本没有太高效的方法，常见的就是派遣民夫和军士到黄泛区修筑河堤防水，而且需要年年修，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再高端一点的，则是花费更多的人力物力去开渠引流，但这样做是有双重好处的，一是解决了黄泛区的水灾问题，二又可以将泛滥出来的河水引到缺水的地方，后面这个方法，往往都是治水的最好办法。

既然

“分渠引洪”

更好过于

“年年修堤”

，那么贾让该如何向汉哀帝表达自己的想法呢，是直接告诉汉哀帝用分渠引洪吗？

能做到皇帝的参谋，贾让自然不蠢。

他也给出了“上中下三策”之计划，这三策分别是：

上策

：将黄泛区的百姓全部迁移（主要是冀州），然后挑选一个地势落差大的方向开始挖一条河道，如此一来，就能让黄河“悬河”的问题得到比较彻底的解决，贾让说的是，能保证“千载无患”。

中策

：分渠引洪。

下策

：年年修堤，也就是得过且过的办法。

关于上策，虽然看起来思路和分渠引洪差不多，但事实上贾让提出的上策是会造成黄泛区的百姓田地、屋舍等等财产全部被毁掉，说白了，就是人给河让道，这说是“一劳永逸”，事实上就等于是把人搬走，没有人在这里生活了，自然也没有水患的概念了。

败坏城郭、田庐、冢墓以万数。

所以贾让的上策，看起来反而像是给河出的主意，像是帮助黄河解决“人患”，反正这一个所谓的上策，汉哀帝是根本不可能选的，看起来是可保证千年无忧的良策，实际上就是一种绝对理想化的策略，不切实际。

但这也是贾让的目的，贾让不可能让汉哀帝真的选上策，他一直以来想要传达给汉哀帝的策略，本来就是“分渠引洪”，也就是中策，至于下策，汉哀帝其实也可以选，但是选了就会年年反复，如此一来可能会引起百姓的不耐，所以一切选择的权力，都在汉哀帝手中。

聪明的贾让让事情解决了，但是自己却不会太过涉及其中，不管是未来处理得如何，贾让都不会背负太大的责任，没有太多的功劳，也不会有太多的骂名。

从贾让献策的角度来看，他所谓的“上策”，就是不可能完成之策，又或者是代价大于目的之策，其实这就是自古以来“上中下三策”的常态，其核心原理跟鲁迅先生所说的“拆屋效应”是一致的，给出上策，那是谋士不希望君王队中策犹豫，但如果直接给出中策，那么君王就会觉得是不是还有更好的策略。

不过历史上就没有人选上策了吗？

事实上是有的，但选上策的情况，跟环境、代价有着很大的关系。

东汉永平十六年，汉明帝派遣窦固、耿秉率军北击匈奴，在大破匈奴之后，朝廷考虑到战后要安抚西域地区的小国，于是以班超为假司马，带着三十六个随从出使西域小国：

十六年，奉车都尉窦固出击匈奴，以超为假司马，......固以为能，遣与从事郭恂俱使西域。

本来这场出使活动进行得好好的，但谁知道到了“鄯善国”之后，班超等人遭到了鄯善国反复无常的态度变化，鄯善国先是热烈欢迎班超使团，后来又将班超等人给囚禁起来，原来是因为匈奴的使者也来到了鄯善国拉拢鄯善国王，此举导致鄯善国直接敌视班超等东汉使团。

在囚禁的时候，班超和手下的人商量该怎么办，于是班超的助手就给了班超三策：

上策

：直接出手除掉匈奴使者，让鄯善国反应不过来，只要匈奴使者死在鄯善国，那么鄯善国自然就只能向汉朝靠拢

中策

：在半夜逃跑，逃多远算多远，如此一来回到朝廷算不算有罪都是两说。

下策

：待在这里坐以待毙，看鄯善的态度。

官属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从司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当今之计，独有因夜以火攻虏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尽也。灭此虏，则鄯善破胆，功成事立矣。”

班超可不是一般人，当下属提出了三策之后，班超毅然决定带大家执行上策，那就是破釜沉舟，杀掉匈奴使者，而班超等三十几号人一条心，在夜半的时候果然杀掉了匈奴使者，当鄯善国王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已经来不及做什么了，只能礼待班超等人。

而关于班超所选择的上策，其实是一种“可行”的策略，因为当时班超和一众使团所处的环境很严峻，放手一搏并不是什么很难抉择的事情，最重要的是他们确实有这个能力，推翻鄯善国做不到，但是除去匈奴使者总是可以的。

班超的下属提出三策未免没有把主要责任推给班超的想法，但事实上，这种责任就应该给班超，决定也确实该由班超来做才对，只是这三策并没有谋士那种“城府”在其中，都是很贴切实际的真话，假如班超的下属提出“推翻鄯善国”这是上策，那么班超可能第一时间先把这个下属给除掉。

“可行性”、“代价”

，这两个因素是衡量上策实不实用的绝对标准，如果提出的上策可行性高，代价中等，但是获得的回报和效果翻番的话，那么这个上策就是真的上策，不是凑数的上策，也不是用来降低君王心里底线的上策。

可问题是，关于君王的问题，自古以来都不是什么小问题，例如古代朝堂经典的改革问题，所有的上策肯定包含了“阶级重塑”的成分，这种上策往往造成的反馈就是内部矛盾爆发。

战国时期秦国的“商鞅变法”，就是商鞅数次献策之后最终定夺下来的法度，本来秦孝公是不能够接受商鞅给出的“废除世卿世禄”，因为秦孝公很怕这样做会导致秦国内部贵族离心，但商鞅给了几次凑数的方案之后，慢慢地打破了秦孝公的心理底线，于是选择了商鞅极端的变法。

所以商鞅变法中，秦孝公选的正是“上策”。

而上策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整一个商鞅变法期间，秦国的所有阶层都有所改变，贵族的地位被取缔了，平民百姓有了阶级进步的机会，这些巨变之下，也开始了“暗流涌动”，因为商鞅和秦孝公动了很多人的利益，所以在秦孝公去世后，商鞅立即被旧贵族处死。

再比如说西汉时期，汉景帝的“削藩改革”，因为给宗室的封地开始侵蚀皇帝本来直辖的土地，所以汉景帝决定削藩，其实削藩是个很大的命题，关于处理的办法也有很多种，想要“温水煮青蛙”，慢慢地削藩，这也行，想要快刀斩乱麻，直接削藩，同样可行，而晁错的“削藩策”，就是代价极大的上策。

削藩策代价很大，直接动手削诸侯王们的封地，此举其实距离将诸侯王废为庶人仅一步之遥，但是如果成功了，那么就是一劳永逸，而汉景帝也同样选择了“上策”，选择了上策就意味着和所有诸侯翻脸，代价不可谓不大，因此后来也爆发了吴楚七国之乱。

后来还是西汉朝廷花费了很大的力气才镇压七国之乱，可是削藩策到最后也没有彻底实施，而那个提出削藩策的晁错则是被腰斩处死了，晁错很悲哀地成为了削藩的牺牲品，他的牺牲，很大程度就是在于他直接帮汉景帝承担了大部分责任。

所以凡是古代王朝关于“改革”的东西，一般来说君王选的都是上策，而上策是一种极为彻底的改革，不亚于重新开辟江山，同样的规律是，但凡是提出、执行这种上策的君王、谋士，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因为他们终究是得罪了一群既得利益集团。

当谋士三策出现时，反而意味着君臣对于一件事情都有着自己的“私心”在内，谋士不想背负太大的责任，而君王也没有勇气选择代价极大的上策，两者都彼此给了台阶下，所以严格来讲，谋士三策的本质，并不是积极的。

只是作为官场的智慧，谋士三策反映了相处之中的一种关系弹性和留有余地的运筹帷幄，这种理性的思维，终究还算是一种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