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6年，邓拓同志以敏锐的洞察力发现了国家建设中存在的急躁和冒进现象，许多人对未来的形势过于乐观，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和错误。邓拓担心这种现象会愈演愈烈，最终导致“左倾”泛滥，危害国家安全。因此，他指示中宣部在当年6月撰写了一篇旨在“反急躁”的社论文章，并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以期正本清源、重申中立路线。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毛主席对这篇文章表示了强烈的抵触，认为它打压了人民的建设积极性，有“消极、投降”的倾向。通常情况下，如果社论文章引起激烈争议，报社会选择撤回文章，以平息事态。但时任《人民日报》负责人的邓拓同志并未采取这一做法，他认为这只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一次“小碰撞”，属于正常现象，无需过度反应。

实际上，邓拓对这一事件的判断存在严重失误。“反急躁”社论文章已经触及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并对党中央的执政思路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后，一些思想较为“激进”的同志为了反驳“反急躁”思想，在《文汇报》、《光明日报》等媒体上发表了一系列评论文章，明确表达了“支左”的理念。

在这一时期，邓拓犯了第二个错误。面对日益激烈的舆论浪潮，他选择了放任自流，既不主动道歉，也不回应质疑。此外，他还严格限制了《人民日报》上发表带有争议性话题的文章，导致《人民日报》的影响力急剧下降，一度沦为“二流媒体”。

1957年，中宣部为了挽回《人民日报》的声誉，开始对邓拓施加政治压力，希望他能够改变态度，不要再与群众唱反调。同年4月，毛主席亲自约谈邓拓，严肃批评他太过“落后”，面对新形势和新潮流迟迟不敢跟进，说其“你当皇帝非亡国不可！”。

1958年，邓拓奉命参加南宁中央工作会议。会上，毛主席在谈到“保守主义”时，特别将邓拓作为典型进行批评，使他一时颜面扫地、尴尬至极。会议结束后，邓拓立即辞去了《人民日报》社长一职，转而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

1961年，为了提高报刊关注度，北京晚报社决定效仿上海媒体，开设一个“文苑杂谈”专栏，专门讲述基层发生的各种奇异故事。邓拓作为“前媒体人”，自然成为了该栏目的执笔人。离开《人民日报》后，邓拓心中仍不服气，一直想要证明自己。北京晚报社的邀请对他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他立即开始为专栏撰写稿件，很快便凭借出色的文笔吸引了大量读者。

这让邓拓感到非常高兴，他继续加大力度撰稿，连续发表了十几篇关于“大跃进”时期和三年困难时期的文章，讲述了基层农民的艰难生活，引起了读者的共鸣。从1962年下旬开始，不断有人给邓拓写信，支持他继续创作，或向他讲述悲情故事，提供写作素材。

然而，好景不长。1966年动荡爆发后，有人开始针对邓拓，称他是新闻界的“右派头子”，一贯唱衰共产主义，是全人民的“公敌”。当年4月下旬，邓拓遭到揪斗，期间遭受了许多委屈和折磨，这使他万念俱灰，内心的希望逐渐消失。5月17日晚上，邓拓在深思熟虑后，写下了一封长达6000字的书信，表明自己绝对拥护党组织、拥护毛主席的立场，然后毅然决然地吞下一整瓶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即便如此，有人仍然没有放过他，他的所有诗词作品被没收、焚毁，他之前获得的荣誉也被收回。

邓拓的妻子丁一岚随后也遭到革职下放，在基层农场劳改了十年。直到1977年，丁一岚才获得平反，重新回到体制内工作。两年后的1979年，邓拓也恢复了名誉。邓拓有两个女儿，长女致力于慈善事业，救助了许多贫困儿童；次女是一位杰出的医疗工作者，挽救了无数生命。2012年，她正式退休，至今仍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