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逆北
前段时间热映的电影《悬崖之上》,中共地下党员张宪臣夫妇冒着随时可能被日寇逮捕的危险,执行“乌特拉计划”,最终成功获得日伪方面的机密情报,推动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这样惊险曲折而又不乏情感元素的剧情,赢得了不少好评。
而在真实历史中,像张宪臣夫妇这样潜伏于敌人心脏中的革命伴侣,也是存在原型的,他们,就是李时雨和孙静云夫妇。
(李时雨)
01从组织义勇军抗日到打入伪法院
李时雨是黑龙江巴彦人,早年曾在平津地区求学,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后来在北平读书研习法律期间,经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妻子孙静云,也是一个有主见的自由女性,二人在求学路上经人联系相识相爱。孙静云的娘家对于当时囊中羞涩的李时雨非但没有怨言,反而省吃俭用,来供应小夫妻的生活。而李也颇受感动,刻苦读书,学成后不久,就被派回家乡组建抗日义勇军。
李时雨回到家乡后,正赶上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不久,地方上的亲日派建立伪政权,打算迎接他们的“皇军”。李时雨来到后,立即展开工作,先后将山林落草的土匪、破产小农和爱国青年学生编入抗日的队伍,开展游击战争,四处袭扰日军,惩罚投降日寇的汉奸。
李时雨所在的游击队一开始打了不少胜仗,缴获了一些枪炮物资,但是,随着日寇精锐师团的开到以及内部分裂的扩大,黑龙江地方的抗日战争进入低潮,而李时雨的搭档也不顾其劝阻,投降日寇当起了伪军。由于情况复杂,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李时雨在党组织安排下返回关内。
眼看家乡沦陷,李时雨心如刀绞,后来,他又在东北老乡介绍下,到张学良身边从事文书工作,并做起了东北军内部的抗日动员工作。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在南京被扣押,东北军群龙无首,被蒋介石打乱序列,分散到华东地区。李时雨认识到情况发生变化,本想继续潜伏,但因被特务察觉,遭到遣散,李时雨几经辗转又回到了天津,结果遇上了七七事变。
七七事变发生后仅仅三个星期的时间,平津地区迅速沦陷,党组织指示李时雨留下来开展情报工作。于是,他利用过去求学搭建的人际网络与自己掌握的专业法律知识,到天津伪法院当起了检察官。
李时雨不会想到,自己的这一选择,竟然给他日后打入汪伪高层埋下了伏笔。
02接近陈公博,拓宽情报来源
汪精卫投敌后,欲在短时间内组建起南京伪政权的领导班子,于是,他派亲信到北方来拉人,以便于送到南京去参加所谓的“国民党六大”。当时,李时雨身边有好事者将他推荐给汪伪政权派到北方的组织人朱晶华,巧的是,朱当时也是间谍人员,只不过他受重庆国民党政权的领导。对于李时雨的背景经历,他也没有多问,便带着他到南京参会。
由于李时雨过去毕业于法律专业,汪伪高层如获至宝,又任命他为所谓的“立法委员”,这便给他接近当时汪伪集团二号人物陈公博提供了机会。
(陈公博,左三)
在和陈公博汇报工作以前,李时雨就做好了一定的思想准备,他知道陈对轻易逢迎自己的人疑心很大,但他又不能故作清高,不然这样就无法获得汪伪集团叛国投敌的内幕。因此,他在面对陈公博的提问时,不卑不亢,同时假意称自己阅读过陈公博早年在上海办的《革命评论》,对他非常崇敬。
陈看到眼前这个年轻人法律理论底子深厚,又误认为李对自己过去的政治观点认同,所以对他非常器重,以后陈公博兼任上海市长和保安司令,又把李时雨调来给自己当秘书处长。李时雨在陈公博身边刻意表现出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的样子,更让陈对其“刮目相看”。
由于和陈公博建立起联系,李时雨得以更及时有效地获取汪伪政权和日寇之间的一系列卖国协定,同时,对于日伪军高层的所谓“清乡”计划,他也能做到预先察知。每每日伪军还没有出动,江南地区的新四军部队就知道了敌人的进攻路线等情报,事先有所防范。
(活跃于敌后战场的新四军一部)
而李时雨传递这些情报到根据地,正是靠了一块块不起眼的“肥皂”。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李时雨夫妇为了安全起见,将写有情报的纸卷塞入打好孔的肥皂当中,然后再用经过处理的肥皂粉末将其填平。这样从外观上看和普通肥皂没什么区别。经过这番巧妙地设计,化装成商贩的我军情报人员将这些特殊的肥皂和普通肥皂混在一起,用担子挑着送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去。每每成功,平安无事。
03“一尘不染”不符合斗争的需要
当然了,李时雨对于汪伪集团卖国投敌、贪污腐化的行为非常痛恨,他时常压抑住自己这样一种复杂的情感,不让它被外界察觉。
但是,时间久了,上海的日本宪兵对他产生了怀疑,觉得这个清廉的汪伪官员非常可疑,另外,他们又从其他渠道得知李时雨夫妇和已经暴露的中共地下党员何松亭相识,因此,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即于一天深夜逮捕了李时雨的妻子、同为中共地下党员的孙静云女士。
为了套出她的话,日本宪兵和汉奸一面假意好言安抚,一面恐吓,眼看孙静云不为所动,他们又用灌凉水、跪砖头等卑劣手段折磨孙的身体。今天的我们看到这样的名词或许没什么感觉,但是其对人身体的刺激和压迫,却远非普通人所能忍受。
孙静云知道,一旦自己说出些什么,那么将影响到丈夫李时雨的潜伏工作。所幸,当时李时雨也及时地通过陈公博的关系,向日本宪兵队施压,要求其立刻放人。过了两周时间,日本人看到孙静云什么也没说,大为失望,只得匆忙放人。孙静云经受住了考验,李时雨也意识到了身处环境的险恶,愈发的小心行事。
李时雨也清楚,身边的日伪特务会盯上自己,除了因为他和陈公博联系紧密外,还有一点则是自己表现出的“一尘不染”。因此,为了给自己的情报工作提供掩护,他开始主动掏腰包和上海的日伪组织负责人吃饭,这样能够尽可能避免对方的怀疑和搞破坏。另外,由于他曾经出面保护过几位在上海滩受到特务骚扰的女星,有些人便传闲话,说李时雨好女色。李对于这些也不做辩解,因为在他看来,这正有利于敌人放松对自己的警惕,他也好从容地开展情报搜集工作。
04上海起义未成功,继续潜伏等待黎明
抗战胜利后,李时雨得知东南地区的日伪军得到重庆方面授意,抵制向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缴械投降,所以在组织的安排下,他利用伪军内部的矛盾,试图策反其中的一部分人马,来配合新四军尽快夺取上海这样的大城市。
在李的联络下,曾有一团伪军答允支持起义,但因为敌情变化过快,党中央当时又把工作重心转向东北地区,夺取上海的计划未能实施。
不过,被李时雨策反的伪军部队,出尔反尔,想投靠重庆来的接收大员,继续为非作歹,结果被李及时告知新四军武装,将其一举歼灭。而解放上海行动计划的推迟,也让李时雨能够继续以“汪伪高层官员”的身份潜伏,后来又打入到军统内部,直到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
至于那被送上刑场的汉奸陈公博,他到死也不会想到,自己身边的亲信秘书李时雨,竟然是中共地下党员。
(陈公博接受审判)
参考文献:
李时雨口述,张德旺整理《敌营十五年:李时雨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
石源华《陈公博的一生》,上海书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