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海防地位的凸显，决定了其力量的增强尤为必要。但是，

由于明朝政府宜把军事重心放在辽东地区，加以其他各种因素的制约，山东海防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建设

。下面，拟从几个阶段进行考察。

如果您喜欢该作品，看更多精彩内容，欢迎点赞加关注！

（一）万历二十七年（1599）至泰昌元年（1620）

万历二十七年，

援朝抗倭战争刚结束，明政府就立即裁减山东海防兵备

，以减少经费开支。“自倭警撤防，兵渐汰革”。在登州，万历三十一年（1603），裁去登州水兵营游击、防汛大嵩守备等官。随后对登州水兵也进行了裁减。

在青州，原有马步壮快974名，以管操指挥统领

。万历二十三年（1595）因战争需要，增设守备1员。但到万历二十三年（1605），

山东裁减了青州和安东卫的驻兵，青州官兵只有670余名，安东石臼营只有750余名

。同时，裁去青州游击，只留守备兼管青州和安东石臼营事务，而且两营合并，平时集中于青州训练，汛期则拨兵防海。即使如此，山东仍认为两营1400余名驻兵“犹属过多”，决定在3年之内再裁减700余名，只存600名。

在

莱州

，

万历二十五年因倭警设莱州营6营，兵额达3000名，并设参将1员，把总6员，哨官30员

。万历三十年（1602）二月，知府龙文明因寇匪屡警，又奏准在三山岛添设莱州水军1营，设有把总1员，哨官2员，沙船13只，唬船6只，水兵418名。但同年九月，山东就对莱州营进行了裁减，

只存把总5员，哨官12员，兵2400余名

。

由以上事实可知，山东大幅度裁减海防兵额，是在万历三十年以后。究其原因，

援朝抗倭战争结束后，寇匪对山东的侵扰再未发生，使明政府产生了麻痹思想

，逐渐放松了山东沿海防务。军队是海防的主体，明政府裁减兵额的举动，无疑削弱了山东海防力量。

山东海岸线绵长，港口众多，仅用如此少的兵力驻守，尤其在山东南部海疆，仅有1000多名驻兵，而且还准备在3年内裁减到600余名，其海防作用可想而知。这种裁减海防兵力的现象，正是明朝政府海防意识淡薄的有力说明。

不久，

后金政权崛起

，并与明朝政府在辽东地区展开了争夺全国统治权的斗争。

山东海防地位凸显

。但是，由于明廷的目光短浅，加上这一阶段的战争主要在辽东腹地展开，山东作为远离战场的大后方，其海防未成为明廷关注的重点。不仅如此，明朝政府还从山东调遣援军前往辽东助战。因此，

山东海防兵力并未得到实质性的增强，“白倭警撤防，兵渐汰革，复以缓辽频调，单弱几空”。

这可从山东巡抚李长庚和继任巡抚王在晋的奏疏中得到印证。

万历四十六年闰四月，巡抚李长庚向明廷反映山东海防实况说：“登州三营，共额兵二千四百一十九名，今奉旨挑选一千五百渡辽应援，所存止九百余名，万一有警，何以支撑？”为此，他建议一边发兵援辽，一边筹费募兵。对于李长庚的呼吁，明廷杳无音讯。李长庚只好于六月再次上奏陈述实情，请求将登州卫京操班军暂留防守。这次，明廷批准了李长庚的奏疏。

由于登州水兵的主力也被调往辽东要地驻守，山东海上防御空虚。李长庚又于八月奏请招募水兵600名，与剩下的300名兵丁，立为3营，以备海汛。明廷予以应允。这支水兵的战斗力如何呢？继任巡抚王在晋提供了答案。

可见，山东水兵实力不容乐观。为此，王在晋建议在登莱增兵添将，训练一支水兵劲旅，以防止后金从海道南下，并保护海运，明廷未予允准。

八月，王在晋再次上疏强调了山东增兵防海的重要性。为此，王在晋再次奏请“广募海上善战水兵，打造坚厚船只，酌量添设参、游、守备等官分布要害，增募陆营勇健兵以壮军威。”

在王在晋的一再呼吁下，兵部终于在十月给予了复议，并制定了山东沿海增兵计划。山东遂多方筹饷招募9000名兵丁，海防兵力得到一定的改善。

但这些兵力仍不能满足防海需要。首先，这些新募兵丁都是陆兵，而非水兵，“登莱形势蜿蜒海中，面面皆海，须得水兵防御。今水兵调发辽阳，而新募之兵皆陆兵，非水兵也”。而且，山东水兵缺乏的状况，实难解决。因此，海上防御仍处于空虚状态。再者，山东海岸线漫长，如此数目的兵力根本不足分配。

综上所述，万历援朝抗倭战争结束后，山东海防兵力的单薄是十分明显的，水兵的力量更是不容乐观。

（二）天启元年（1621）至崇祯六年（1633）

天启元年四月，努尔哈赤率领后金大兵先后攻占了沈阳、辽阳，继而又占领了辽东半岛及其沿海岛屿，从而对明朝构成了新的严重威胁。为了牵制后金从海路进军关内，六月，明廷采用熊廷弼的“三方布置”之策，决计在辽东沿海逐步布置兵力，建立起一条海上防线。山东海防因此成为应援辽东海防的战略中心。

为此，明廷专设登莱巡抚，赞理山东登莱地区的海防事务。登莱巡抚的第一任官是陶朗先。陶朗先受命后，"锐意规划”，在短短的3个月内，“得水陆师21万，马万匹，甲仗、火器二百余万，战船二千余艘”，“冀与熊公戮力策应”。山东海防实力骤然增强。

但是，随着战事的发展，由于山东海防担负着发兵支援辽东战局的重任，所以实际上用于自卫的兵力并不十分充足。

天启七年（1627）一月，后金进军朝，朝战场吃紧

。明廷急令山东增援。但是，

山东却显得力不从心

。

直到崇祯三年（1630），登莱地区的海防力量仍很虚弱。登州海防军队武备不足、军饷匮乏、战斗力低下的实况跃然纸上。

但是，自孙元化抚登后，这种状况曾因西洋大炮的引进而一度得到改善。

西洋大炮，也称红夷大炮，明天启初年开始传入我国

。西洋大炮射程远，威力大，远胜于我国传统火器和佛郎机炮。火器专家徐光启说：“可以克敌制胜者，独有神威大炮一器而已。”

在宁远之役中，明军利用西洋大炮重创后金军，努尔哈赤也中炮伤重而亡。

为此，天启六年（1626）三月，明熹宗特封西洋大炮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大将军”。

西洋大炮的入登，是与徐光启和孙元化的努力分不开的。孙元化对西洋火炮颇为熟悉，早在担任兵部主事的时候，就主张利用西洋火炮抵御后金军。

因此，孙元化出任登莱巡抚后，极力主张使用西洋火炮。他接受徐光启的建议，在登州组织起西洋火器营。是月，陆若汉与公沙的西劳带领在内地的葡萄牙人及西洋火炮到达登州，报效于孙元化军中。

登州一时成为西洋火器的萃集之地

。

西洋火器的引进，增强了登州海防实力，并在明朝对后金作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崇祯四年五月，后金派兵入袭皮岛。孙元化即派副总兵张泰率领百余艘战船，带领公沙的西劳等13位炮手，携西洋大炮随军出战。战斗中，这支由西洋火器武装的登州水兵击败了后金兵，保存了明朝东江重镇皮岛。

（三）崇祯七年（1634）至崇祯十七年（1644）

孔有德叛乱之后，山东海防遭到严重破坏。按照明朝“三方布置”战略，山东海防是侧面海路战场上的中心，担负着为辽东沿海明军提供后勤支援和回旋余地的重任。因此，山东海防的及时整饬和充实尤为重要。但是，这已成为不可能。原因有：

第一，后金（清）乘机攻取了旅顺和皮岛，辽东海防土崩瓦解。

崇祯六年（1633）四月，孔有德带着大批精壮官兵、100多艘船只以及大量火炮等军用物资，归附后金。不久，后金决定攻取旅顺，不给明朝任何喘息的机会。经过精心备战，同年七月一日，后金向旅顺展开了全面进攻。一番慶战之后，七月十日，后金攻取了战略要地旅顺。旅顺的失陷，使辽东海防打开了一个缺口。

崇祯九年（1636）四月五日，皇太极在盛京（今沈阳）正式即皇帝位，改元崇德，国号大清。随后，皇太极加紧了对明朝的进犯。为了彻底摧毁明朝的辽东海防，崇祯十年（清崇德二年，1637年）二月，清军又向东江重镇皮岛发动进攻。四月九日，攻取了皮岛。

至此，明朝在辽东沿海构筑的海防线土崩瓦解，明朝的“三方布置”之策也随之破产。清军解除了进军辽西的后顾之忧。此后，战场完全转移到内陆。明朝政府遂将军事重心完全放在了辽西战场，山东海防的整饬被搁置。

第二，清军大举进犯山东内地，山东的军事重心同样转移到了内地。

辽东海防摧毁之后，

清军大举进犯明朝内地，山东是遭受屠戮的重地之一

。崇祯十一年（清崇德三年，1638）九月，皇太极派多尔滚和岳迁率领左、右两翼大军，分别由青山关和密云北边墙了岭进犯内地。十一月，清军逼近山东。十二月初，清军进入东昌府，攻陷东昌及其周围州县。十二年正月，清军直驱济南。不到一日，就攻取了济南城。随后，清军又陆续攻克了东平、海丰、兖州等16处。直到二月，清军才北归退兵。

崇祯十五年十月，清军再次入犯明朝内地。十一月，

清军进入山东境内，首陷临清

。而后兵分五路，大肆劫掠。

直到崇祯十六年二月，清军才退兵

。清军的内犯，使山东的军事重心同样转移到内陆，海防的再发展成为不可能。

第三，山东各地的起义使明政府无暇顾及海防。

崇祯十二年（1639）夏以后，山东连续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官府的剥削又十分残酷，百姓生活艰难，被迫揭竿而起。崇祯十四年十二月为官兵所败，转战兖州之沂州。崇祯十五年（1642）正月六日，被官军擒获。连连不断的起义，使得明朝政府应接不暇，根本无暇顾及海防。

当然，据文献记载，崇祯五年，明政府在登州设陆营7（左营、右营、中营、前营、后营、陆游营、火攻营），水营5（左营，中营、右营，游营，平海营），后将12营并为10营。

崇祯十年（1637），仍设登州镇总兵。第二年，移镇临清，在登州设城守营和水师营，又将10营并为6营，水陆各左、右、中3营。这是一种积极的海防作为，为清朝初年山东水师营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但是，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山东海防力量总体薄弱的事实。尤其到了崇祯末年，将登州镇移镇临清，这说明明朝政府将海防军事力量转移到了陆防，难以顾及海防。这样，

随着1644年明王朝的灭亡，明代山东海防也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