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则思变，变则通，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规律。

王安石作为北宋时期最富有才华的文人，所作的诗词脍炙人口，至今还广泛流传在我们的口中。而作为他的另一重政治家身份的经历，也足以让后世争论不休。

王安石变法在中国的历史上一直都是一次褒贬不一的变法，有的人说王安石变法的出台，提升了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

反对的人则以批判该法案是在剥削百姓，压榨他们的劳动力以牟取利润。

其实对于一场变法究竟对一个国家是良性还是恶性，评判的标准应该是从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多个方面去考虑，从一个宏观的角度看待整个变法。

因此王安石所领导的这场浩浩荡荡的变法，究竟是北宋王朝土崩瓦解的开端，还是一条振兴王朝的康庄大道，就让我们从多个维度重新了解一下这场变法的过程吧。

乌烟瘴气的北宋王朝

公元1067年，年轻的宋神宗登基，面对这个乌烟瘴气，满目疮痍的国家，让这位年轻的君主尽管踌躇满志但是还是一时间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的好。

并且他深刻地认识到，想要让这个国家重回正轨，靠他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早在宋太祖赵匡胤在陈桥黄袍加身，建立北宋王朝的初期，为了一改前朝藩镇割据的战乱局面。

宋太祖一方面通过杯酒释兵权的说辞来削弱武将的实际兵权，迫使他们回家赋闲养老或者在朝廷担任一个没有实权的官职。

另一方面制定了“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让许多的文官担任军队的主将，而会领兵打仗的将领担任一些没有话语权的副将或其他职务。

在朝堂之上，赵匡胤为了防止陈桥兵变这样类似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对大臣权力的分散可谓是登峰造极。

为了防止权力的集中，皇帝设立了许多无关紧要的职位，还在京城养了大量的禁军，这样冗杂的行政制度导致了北宋朝廷的财政赤字连年上升。

在军队的管理上，北宋实行了称作“更戎法”的制度，即将军在一段时间内就要进行调任，每一个将领都不可以在同一个军事单位呆得时间太久。

时间长了就出现了将军不认识手下部队的特点，士兵也不认识自己的主帅到底是谁的尴尬局面。

并且在当时京城的禁军往往数量要多于保卫边陲的部队，他们平时锦衣玉食又没有仗可打，所以战斗力都非常地难堪，相当于朝廷养了一群数量众多的闲人。

同年四月，已经五十多岁的王安石和年轻的宋神宗在一次机缘巧合下相遇了，两人交谈甚欢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早在宋仁宗时期，王安石就撰写了《万言书》递交给了当时在位的宋仁宗。

但是由于当时朝野上下认为王安石的想法太过抽象，在当时的环境下要实施起来非常困难，所以将此文章搁置在一旁不了了之。

王安石和宋神宗的第一次见面，王安石就给宋神宗详细讲述了自己所著的

《本朝百年无事札子》

的构思。

在宋神宗看来书中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无不触动着这个年轻君王的心弦，并且和他本人“享国百年而了却天下无事”的未来设想如出一辙。

在王安石和宋神宗的一拍即合下，在第二年的二月份，在宋神宗的任命下，王安石担任了北宋的参知政事拉开了这场浩浩荡荡的变法帷幕。

新旧两派的对立，历经坎坷的变法

变风俗，立法度是对“王安石变法”的简要概括。

王安石变法最突出的核心就是通过富国和强兵，来拯救这个积贫积弱的王朝，从而达到百姓安居乐业，国内四海昌平的最终目的。

王安石首先从军事层面进行改革，在农村地区推行“保甲法”，极大程度地遏制了农民起义的可能性，加强了中央对于乡野的管治权，并且家家户户都接受军事训练后，也为北宋积累了不少的兵员储备。

其次是在军队实行“裁兵法”，大刀阔斧地对军队进行裁员，既减少了政府的财政开支，又提高了军队的战斗素质。

在经济生产层面，通过制定“青苗法”，募役法等法律，打击了大地主的势力，减轻了穷苦百姓的压力，大大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兴修水利工程，既实惠于民又提高了生产效率，保证了粮田的灌溉和百姓的基本日常生活需要。

对于市场的管理，王安石推出“市易法”和“均输法”，设置机构对市场上的货物进行合理地收购和卖出，将经济的稳定权掌控在国家手中。

削弱了大商人对于市场的控制，稳定了市面物价和正常的经济流通，减少了政府的财政赤字。

在各地设立运发使，将各地的生产情况和政府所需情况准确地掌握在王权手中，由中央统一调配运输，限制了富商大贾对于整个市场的操控和对普通百姓的剥削。

在变法推行之初，国家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果，王安石本人也对自己的构思非常满意。

但是随着变法改革的不断深入，渐渐地触动到了北宋其他名门望族的个人利益。于是在朝堂之上两股势力开始针锋相对的斗争。

王安石认为，只要能让国家富强经济发展，固守前人的规矩是不可取的，要因地制宜，与时俱进地提出符合当下局势的政策法规。

而与改革派分庭抗礼的保守派则认为，祖宗之法不能变，他们认为王安石的变法是一种对祖辈成就的否定，一时间北宋的朝堂之上，新旧两党的斗争愈演愈烈。

到了变法的后期，王安石因为其子去世主动向宋神宗请辞告老还乡，年轻的宋神宗亲自主持变法，实际操作下来这个原本对变法最坚定的拥护者也渐渐失去了信心，开始怀疑这场变法的正确性。

公元1085年，宋神宗病逝，年幼的宋哲宗即位，其母高太后垂帘听政，并且起用保守派的司马光为新任宰相，进一步加速了变法的废除。

一场不符合当下背景的变法

诚然，王安石变法以失败告终，并且所衍生出来的军阀、党派之争加速了北宋王朝的腐败和崩溃。但是变法本身以“富国强兵”为出发点，是正确和应该被肯定的核心。

王安石对于这场变法的构思，是太过理想主义和抽象，就当时北宋的具体情况要实施下来是很困难的。

在这场变法的过程中，王安石希望用经济财政手段来取代传统做法管理整个国家，这在几百年前的封建王朝是根本行不通的。

并且王安石在经济上的一系列举措仅仅是为了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并没有给百姓造成多大的福利。

在时间上整个变法都充斥着急迫感，操之过急地想要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将这个衰败了良久的王朝拯救过来，无非是不可取的。

从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帝制王朝历史来看，王安石所领导的这场变法，其实针对的是王朝政治中最基本的矛盾，即“善政”在具体实施中的无法执行。

古往今来有多少贤者能士提出了无数的治国之道，他们在皇帝面前吹嘘的是多么地天花乱坠。

但是在具体实施下来的过程中往往都是四处碰壁，举步维艰，缺少相关的具体经验，大多数情况下就只能像打地鼠一样哪出问题就扑向哪。

所以王安石变法对于封建王朝治国之道的探索是有着突破性创新。

他将变法者本身的构思和施行的举措紧密结合，从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多个领域一起思考，构建一个行之有效的政治体系。

王安石对“先王之道”的辩证思想，在当时那个思想封闭的传统儒家社会是一个极大的进步。

他对于先辈的治国之道并没有采取一棒子打死的极端行为，而是用思辨的角度，结合当下具体的状况，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开启了一段全新的变革。

我认为，我们作为后辈，对于这场浩浩荡荡的变法，评价他的好坏和成败并不是最重要的。

我们应当站在巨人的肩上，以一个回顾者的身份，带着求知探索的欲望，去重新审视整场变法的全部过程。

认识当时的政治背景和政策逻辑，汲取对如今社会有用的部分为己用，从而推动自身的进步和新思想的迸发。

古往今来，王朝更迭是最寻常不过的事情，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几乎历史上的每一个王朝都有它兴盛和衰败的时候。再明智的君主和大臣也有犯错的时候。

对于王安石变法而言，我们不能说变法的失败是北宋王朝灭亡的最大罪人，可能仅仅是因为王安石这一颗炙热的变法之心，好心办了坏事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