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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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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哲

起用王安石

宋代神宗时期是一个大改革的时代，

宋神宗即位时，宋朝已有百余年太平景象，但是这种温和的太平却带来了官吏的碌碌无为和朝纲的衰颓不振。

神宗自二十岁即位时起便胸怀抱负，对安享百年太平的宋朝无法制服西夏这样的小国深感愤慨。

登基前，他已经听说学者王安石的大名，继位不久就决定起用王安石，并将其提拔为执政，

神宗与王安石交流对政治的意见。

王安石认为，宋朝政治只是随遇而安，虽称太平，但财用不足，军力不强，国势不振，王安石基于愤慨，

提出了一个如何处理的方案，并已经向仁宗上过万言书，陈述改革的主旨。

书中首先指出由于教育制度不完备，导致人才不足，并详细阐述了如何养育人才、选拔人才、任用人才，

在当时的改革论调中，王安石的观点最有理有据，因此他被称为当时理论最深刻的改革家。

神宗即位前已经知晓这些，等到王安石向神宗详细阐明自己的观点后，

他便开始大力支持，任其为宰相主持新法。

王安石的新法

由于长时间的承平状态，这个时候宋朝的贫富差距已经相当严重，

故王安石想借变法之机来改变不平等的社会现状，他的新法主要包含以下几项主要内容:

(一)农田水利,(二)青苗,(三)保甲,(四)免役,(五)市易,(六)保马,(七)方田,(八)免行钱。

(一)农田水利

这些新法都是对于之前的消极政策提出的积极政策，

所谓农田水利法主要是鼓励垦荒，兴修水利，增加土地收入。

(二)青苗

所谓青苗法是官府修建常平仓，仓中积蓄一定的粮食，

在民间粮食价低时官府买进，价高时卖出，以平抑粮价，保护农民的利益，

常平仓购买粮食需要本金，被称为“籴本”。

实施青苗法所需的资金名为青苗钱，当农民春耕需要资金时，官府借钱给他们;等到秋收时，农民将本金和两分利息归还给官府，

这积累起来的两分利息就作为“籴本”。

这个政策从理论上说很好，

王安石任地方官时亲自实施过，效果不错。

此法对于实行者有一定要求，若是像王安石这样既有思想又为民着想的官吏，

自然效果很好，但推广到全国就产生了很多问题，因为并非每一个官员都廉洁奉公如王安石。

另一方面，所有官吏都要考虑怎样增加国库收入，因此，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某些地方官强行让农民向官府借贷，

而且随意提高利息，显示个人政绩，倘若回款困难，就对农民强行掠夺。

而从农民角度看，春借秋还有利于艰苦劳动增加收成的人，但对已经过惯了自由散漫生活的人，

勉强他借钱又硬性规定到时还钱，常常产生借钱乱花，还钱不出的情形。

因此，一个政策出发点再好可能结果也不一定好，这也是王安石变法措施出现问题的原因，所谓均输法，想法本来很好，

因为农民要费钱费力从大老远的地方将实物地租送到收税地点，想使农民交税时不交实物。

这一方法要求农民在行情看涨时卖出要交纳的实物，再在附近的市场上价格低廉时买进，这样可以节约购价和运费，

还能从市场买卖中获利，是一种巧妙的办法。

不过，官吏首先要保证官府的财政收入，往往以高价强卖给人民，购买时又强行以低价买进，导致买卖双方都不乐意。

(三)保甲法

所谓保甲法，是兵制改革的办法，结合免役法，包括兵制和财政两方面，

它要求半数成年人参加军事训练，战时出征。

过去，宋朝实行的是终身职业兵役制，

人民只负责养活军队。

(四)免役

所谓免役法是与保甲法相配合的制度，

过去的法律规定人民有服徭役的义务，一年中要为官府做完规定天数的义务劳动。

唐代租庸调制度中的“庸”即为徭役，它导致丁壮因恐惧徭役而躲藏起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免役法要求按照家产多寡支付免役钱，将原来无偿的“差役”改为了有偿的“雇役”。

而交纳免役钱的人可以免除徭役，这样，穷人服徭役可以拿到钱，

富人也可交钱免除徭役只有独子或全是妇女的家庭不愿服徭役，

可向官府支付“助役钱”。

对官府来说，这是一项增加财政收入的好政策，

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现状，在王安石所有的政治举措中，免役法是被公认真正有所裨益的一项。

(五)市易法

所谓市易法，是人民向官府借钱的办法，要求人民抵押土地或其他财产，

到期偿还两分利息;未能偿还的，在利息之外每月罚款百分之二。

(六)保马法

所谓保马法，是关于军备的办法，仅限于某些地方，

宋朝曾征募义勇军讨伐西夏，但受制于马匹不足，

当时马是重要的物资。

每户向政府租借一匹马，或政府出资助其市买每年对马进行一次检查，有病死的，向养马户索取赔偿金。

这是应付战时急用的借马规则。

(七)方田均税法

所谓方田均税法，即以千步为一方丈量土地面积，再检查确定肥田、瘠田，划分等级，不论收成如何，都按固定标准征税。

这样，官府收入稳定，农民可以抵扣，租税的征缴原则由此确定。

(八)免行钱

所谓免行钱，即商业行会的执照费，规定各行商铺依据赢利的多寡，

每月交纳免行钱，免行钱确定了行会交纳营业税的标准。

以上即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

作者观点

其实这些方法本来是良法，

如果人民勤劳，积极利用政策增加收入，自然可以从中获利，官府收入也能增加。

但是，政策虽好，但具体落实要求官吏廉洁奉公，人民勤劳努力，而现实是很多官吏不清廉，很多民众得过且过，

王安石只顾一味实行先进政策，因而招来了许多非议。

起初，如果周围的人不从中作梗，人民只要稍微吃点苦，新法坚持下去就一定会有成效，

但是由于新法没有立即产生成效，便迅速招来了许多攻击，局势逐渐恶化。

当时朝中有许多元老级官员都反对新法的实施，

最先质疑的是重臣韩琦，随后与王安石曾为同僚好友的司马光也站出来反对他。

他们反对变法的主要论点是:

新法只会加深天子与人民之间的矛盾，因为它只考虑到了如何增加政府收入，增强国力，而忽略了基础的百姓利益。

虽然这些反对派对变法多有质疑，但他们也不能提出更好的解决办法，

所以神宗还是坚持王安石的方案，罢免了反对派官员，继续变法。

当时王安石的学问、文章已很有名气，得到许多先辈的尊敬，

但是因为变法带来的争议，许多过去尊敬他的先辈和后学都走向了他的对立面，

像苏轼、苏辙本在仁宗时期就积极呼吁改革，重振朝纲，但是当面对改革带来的社会问题，他们还是成了反对论的支持者。

由于遭到学者和政治家们的反对，王安石必须寻找政治上的盟友，

一些谋求政治发展的年轻官吏在这时则投其所好，站在了王安石一方。

因为政策分歧，

朝廷出现了与现在政党性质类似的两大党派，

司马光成为反对党的首领，

反对者中，有的人对新法全盘否定，有的人则认为王安石的某些观点有一定道理。

学校贡举改革

王安石在进行兵制、财政改革的同时，也非常关注人才的登用，自上万言书始，

他就对过去学校的贡举制度提出了不同意见。

虽说唐朝已有学校，但是学校只对贵族子弟开放，故而没有真正的教育，

且唐代通过贡举，即文官考试，选拔人才，这是唐代贵族的一项特权。

应试时，分诗赋、明经两大科目，考诗赋，选拔的是能写文章的人，并不能知其实际的政治能力;而明经的应试者，也是以能背出多少经书来定优劣。

对此，王安石认为这种方式选拔不出有用之才，应建立专门的学校来培养人才，

至于考试方法，他主张以策论、经义代替诗赋、明经。

所谓策论，是让学生写出关于政治的论文，而经义则考查学生是否真正懂得经书，要其写出解释经书的论文。

王安石自己是大学者，他写好经义的范本颁布天下，他的儿子王雱也博学多才，写出了“新经义”以供学子参考，

对于子女，王安石亦十分疼惜，而对于他们的过度褒奖也成了他在朝中饱受诟病的原因之一。

不过，由于某些调和论的作用，宋代并没有取消诗赋，只是科举变成了经义、诗赋、策论三科并行，

学校虽然办起来了，不过还只是个名目，并未出实效。

作者观点

如果当初遵从王安石意见兴办学校，那么中国的学校制度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经存在了，并且发挥着像现在一样的作用，不过，学校制度对于今天究竟起到了怎么样的作用还是个暂待考虑的问题。

对神宗的批评

这场改革持续了十八年，由于神宗在三十八岁时便去世了，改革没能继续下去，

神宗作为个人并无失德，为国为民尽心持政。

虽然神宗因为改革的方法和目的出现了偏离，没能改变北宋政治长期乏力的局面，但是，作为君主来说，他的确是勤政为民的典范，

正如明末李贽(卓吾)对他的评价:“求治真主”。

作者观点

如果有好的继承人，再加上一个好宰相，改革或许会取得成功，

不过他虽然在当政的十八年里没能实现理想，但此期间的不少政治举措都在后世继续发挥着效用。

也有人认为他的政策之弊使国家覆亡，

总的来说，神宗的确给未来带来了相当大的变化，而他用王安石确实没有错，王安石制定的许多政策都很不错，但他却没有一批执行力强的下属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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