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出发点是好的。招募职业军人，政府提供工资和军械，即能保证戍边民众的农垦不受战事影响，又能对边患做出快速反应。本人并没有深入研究过这一事件。但可以合理分析他的成因和后果，玄宗晚年是出了名的怠政，怠政且不放权，给他做事的宰相又是李林甫和杨国忠等有小聪明但无大格局的政治家。极有可能是兵制改革中，对权利改革太激进。地方为消除边患，可以迅速组织起抵抗力量且不至于拖累农业生产，关键问题是：钱是中央拨还是地方筹，兵是中央募还是地方招，法是中央裁还是地方判？各项权利最终有没有急切的草率的下放到地方，这很值得研究。

当然，其中还要夹杂起贪腐、怠政等因素。以上改革实施得不恰当，才有可能给藩镇割据创造有利条件。安禄山史思明的叛乱，只是藩镇势力崛起的一个表象。即便是叛乱被暂时平定，全国各地方军镇，财政可自给自足，军政可自行募兵，司法无需中央任免和裁决。汉文帝给武帝留的基础很好，其他民族也尚且实力有限，打不进来，自然可以削唐末期土地兼并成风，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募兵制替代府兵制激化人民矛盾，动荡实则必然，爸爸做的孽，新皇帝根本无力回天所以即便没有安史之乱，皇帝失了民心。

也早晚会有其他反对者站出来，削藩根本不可能了，只能加速反对者站出来而且即便真的削藩成功了，外面打进来怎么办，宋朝多集权，岳飞手里那么多兵，一句话拉回来就砍了结果不是瞬间就没了半壁江山吗？在信息传递速度慢的古代，手握重兵之人到底是忠是奸，皇帝远在千里之外太难判断了，只能一刀切的相信，或者一刀切的不信，逐一分辨就和买彩票难度差不多可一刀切的相信会叛乱，一刀切的不信守不住江山，只能是搞好经济，用钱平事但一旦天灾人祸。

或者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就没钱皇帝真不是那么好当的。唐朝初期是没有节度使这个职位的。地方政府管行政的是刺史，管军事的彪骑将军府。且互不隶属，中央直接委派。太宗朝出现了节度使这个职位，主要作用就是中央派出巡查地方治理情况。到了玄宗朝，随着均田制的日益松驰，在册人口滑落到四百万户，税基比唐初少了一半。朝廷也日益臃肿。中央财政捉襟见肘，朝廷养不活那么多人了，玄宗加强了节度使的职权，使财政问题隐形化，节度使开始成为掌管地方军政的割据势力。另外，军权和朝廷授权有个很大的不同。

朝廷授权是可以分散的，大宋朝一万二的有身份官员能拿着朝廷授权鱼肉百姓，官员旁边那一百多万的胥吏同样能拿着朝廷授权鱼肉百姓、甚至鱼肉官员。同一个地区分管同一个事务的朝廷命官可以有很多个，大家依照潜规则、默契、法律和旧例还能勉勉强强保持安定。实际上在权利交割平稳之前的漫长时间里就已经在慢慢发生军权从前一任节度使转移到后任身上的事情了。征服开发岭南西南在当时必是有很大的困难，南诏帝国，吐蕃帝国，中南半岛的地理限制估计使唐的军事拓展受到了限制，唐军事优势的发挥在西北，东北虽有困难，补给运输艰难，但比起南征的崇山峻岭，北方的草原还是不差的选择。

而对于南方的征服即使是到了火炮的时代的明清帝国，仍然在征伐西南，缅甸的时候挫折不断，技术的条件不成熟，仍没有足够的能量客服地理上的阻碍。唐肃宗李亨则不同意李泌的观点，他认为只有迅速拿下长安和洛阳，唐王朝最重要的两座城市，他才能巩固他的帝位。于是中央军与外国联军合为一股，迅速拿下了长安和洛阳。拿下长安时，联军统帅李豫（后来的唐代宗），向回鹘将领下跪，请求不要抢劫老百姓，以团结民心，得到百姓的支持，攻城事半功倍。打下洛阳，中央军默许回鹘并洗劫洛阳老百姓三日。拿下这长安与洛阳，李亨和李豫这两个出生在盛唐的公子哥已经没有心思打黄河以北的残兵了。

于是，安史投降的部将纷纷被升为节度使，经过十来年，河朔地区几个藩镇（主要是魏博，平卢，成德）逐渐强大。他们不交赋税，自己招兵，自己设置官员，成为独立王国。之前三个藩镇再加上山南东道，四镇相互撑腰，相互架势，而唐代宗李豫性格软弱，对他们保持纵容。最后，唐朝之所以没被其他民族灭，也是得益于地方上的军事力量，想想后来的宋明两朝，就这么亡于异族了。这可能是因为五胡乱华安史之乱的教训有关吧，再加上外有吐蕃回讫等其他民族，所以异族才是最大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