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宋朝文人政治的良好环境，以及宋太宗纳谏从流的宽厚态度，很多进士都有机会积极地上言纳谏，参加到了国家朝堂的政治活动中。

太平兴国三年中举的田锡，好言时务，是有名的谏臣。

居谏官之后，即上疏攸关军国机要和朝廷大体的建议：即论军功驭战将并致力于以德教化边远蛮族；同时选贤任能，发展各项社会事业从而提升国家形象；考察案狱和相关法令制度，主张太平盛世轻刑罚。

而田锡不仅对朝廷政事关心备至，还关注民生疾苦，他曾在太平兴国八年知相州、右补阙时上疏“筅榷货财”以及农桑商税标准对于百姓生活的影响，并劝谏太宗广开言路、严整吏治、行明诏而不损“圣人之教”，充分体现了他身为地方官的认真负责。

淳化三年的状元孙何迁右司谏后，也认真地履行了自己身为谏官的职责，在真宗年间献五条有关任人贤能的议疏，即选有能力的文臣领兵、让世家和寒门的学子们都能无门槛地接受教育、严查买官卖官、推行饮酒礼以示对读书人的尊重，真宗“览而善之”。

咸平二年孙何上奏建议改革吏治，从严考核官员并调整官府部门防止冗官冗员，可见孙何的政治眼光是极为长远的，能一针见血地点出宋朝官府部门的缺陷，并提出相关改良意见。

真宗对于孙何也是极为欣赏的，曾在从幸大名府之时与孙何探讨边防的局势，孙何上疏指出宋朝军队将帅“或恃勇无谋，或忌功玩寇。

但全城堡，不恤人民”的无能之处，并提醒真宗对于契丹的豺狼之心要有所提防，真宗“览而嘉之”，在此之后惩处了玩忽职守畏缩抗敌的傅潜。

孙何耽于政责，哪怕有了疾病依然坚持上朝奏事，以致“坠奏牍于地，俯而取之，复坠笏”。惶’虽然他的最高官职品级并不高，但他坚守职责、认真负责，是一名有着优异吏治能力的文臣。

很多文臣进士不仅对于朝政积极献言，对于国防也是颇有真知灼见。

比如淳化三年中举的朱台符，他在成平元年任京西转运使时，正逢北方契丹常与宋朝发生冲突之际，他主张和解并上疏阐释契丹民智尚未开化，理当“择文武才略习知边境辨说之士，为一介使，以嗣位服除，修好邻国，往告谕之”，并互通货财，两国关系缓和便无北患，可以专注西方之忧。

这一举措虽然略显妥协，但对于当前宋朝的形势，此方法当为一举两得。朱台符对于契丹的修好之谏，充分体现了宋朝文人对于维稳以及中庸的儒家思想，可以说是标准的宋朝文臣了。

除却以上例子，在有记载的太宗朝进士中，大多都能做到对于政事民生以及边防直言不讳，这为宋太宗朝的良好的议政风气起到了一定的奠基作用，同时也鼓励了更多新晋进士官员上疏谏言。

虽然宋朝是一个重文吏轻武治的朝代，但是也有很多进士出身的官员对于边防和军事有自己的见解，并且身体力行地为此做出了贡献。

太平兴国五年登科的进士卢之翰初曾通判沼州，当时正逢契丹作乱，卢之翰招募组织城中壮年百姓进行抵抗，并“决漳、御河以固城壁”，叫最终使得契丹攻城失败而返，城中百姓皆爱戴他，“吏民诣阙求借留”，足可见其具有优异的城防能力。

但他也因为运送粮草失职、阻止旧原州扩充军备而被贬获罪，有诸如“之翰无廉称”的评价，可见登科进士作为官员也有着诸多的缺点。

其中太平兴国三年中举的宋太初，在至道三年西部边境情况危急，军粮转运出现问题时，就任陕西转运使，因粮草被劫与卢之翰一道被贬受罚。

在宋真宗即位后恢复官职，并在咸平初年任江陵府知府之际制服了入侵的蛮寇，“太初以便宜制遏，诏奖之”，宋太初虽然曾有治理不利的经历，但“太初性周慎，所至有干职誉”，可见其在任期间行事谨慎周密，面对入侵的蛮寇勇敢阻止军民反击，依然可为人所称道。

这些守边文臣中尤有气节者，比如太平兴国八年的进士崔遵度，他在知忠州时历李顺作乱，在乱党张余攻城之际，他仅“领甲士百余背城而战”，却不料乱党翻进了城墙，崔遵度为尽忠投江自尽被州兵救起。虽然他因为守城失败而被贬崇阳县令，但仍体现出了他的勇敢和忠诚。

不仅宋太宗朝，北宋选任文臣治军的先例很多，这些全知某州军事的进士对于维护社会治安、协调军政关系以及抗击外敌都做出了或多或少的贡献，然而由于宋朝的中央集权，很多文臣知州往往难以发挥自己应有的能力，易有捉襟见肘之困。

宋代会针对不同的地理环境和政治环境采取不同的外交、出使活动，包括向外派遣使节以及迎接他国使节入宋。

这种外交方式没有固定的制度，往往都是时任命使节团，并每逢新帝登基、帝后生辰或丧礼、重大节日时双方互相进行遣派，宋朝方出使使节，是外交正副使以及三节人从组成的外交使团，而迎接他国使节入朝，则需要派遣接伴，使负责其在京所需以及送还到国界。

有“蕃使入朝，差官待之。来程有接伴使副，回程则为送伴”。的记载，接伴使和使节团一样也是一个接待团体。“

每契丹使至则有馆伴、接伴、送伴使副、管押三番诸司、内侍三班及编栏寄班等”都可以看出宋朝对出使以及迎宾的重视。

身为使节同样还需要有着一定的文学素养，淳化三年的进士路振在大中祥符初年曾出使契丹并撰一路见闻《乘轺录》献上，他的著作为宋朝提供了辽国的一些地理资料。

而同样作为使节并书有著作手札的还有太平兴国五年中举的晁迥，他也曾出使契丹并返还著《北庭记》一书描述辽国风土人情，可见晁迥身为使节，但他在大中祥符三年出任辽主生辰使时。

有人言其在还朝途中“与辽人劝酬戏谑，道醉而乘车”，皇帝表示此举虽无害然被人观望“一不中度，要为失体”，王旦也说是使节应以严谨为重，不宜饮酒过量，由此可见身为使节代表的是一国形象，应时刻注意个人仪表，保持严谨不得失体。

曾作为接伴进士也有很多，比如雍熙二年中举的刘综在大中祥符四年，馆伴契丹使，又作《大雪歌》以献，以此被命同知贡举以示奖励，从而以李宗谔代为馆伴使，这说明作为使节若表现优异，是会被予以褒奖以示鼓励的。

但并不是大部分人都能胜任使节这一职位，太平兴国五年中举的陈若拙，在景德三年时任工部郎中，曾受命接伴契丹贺使，然而他“谈词鄙近”，无法完成接伴使节的任务，便以太子中允孙仅代之。

陈若拙因此次任职失败，虽为当时及第进士的榜眼，也被戏称为“瞎榜”，有了“多诞妄，寡学术”的不良评价。

足以证明，身为使节需要具有机敏的应变能力和深厚的知识储备，否则将会落入笑柄。

宋朝与周边的民族以及地区长期往来频繁，因此十分注重使节的选任，大多数使节皆是当朝的精英官员，职责在于调节两者关系、陪伴客使以及观察形势记录情报。

要求使节个性沉稳严谨并头脑灵活懂得变通，通过史料记载可知，宋太宗朝大多数登科进士都能够做到在双方沟通上发挥自己高超的外交手段，足以被人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