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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编辑：史在没有钱

前言

在中国历史上毛主席作为一位领导者，以其宽宏大量和深思熟虑的政策影响着无数人。

特别是对待历史上的敌对人物，他展示了不同寻常的宽容。

1962年，他甚至邀请了清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溥仪到中南海共进晚餐，此举不仅是政治上的宽大，更是文化和历史的一次对话。

晚宴中毛主席突然提出一个关于传国玉玺的问题，

这个问题让溥仪感到极度紧张，那么究竟这块象征着至高无上权力的玉玺现在何处？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辛亥革命后，年仅六岁的溥仪被迫退位。尽管他还是个孩子，国民政府并未对他进行严厉的政治迫害，反而允许他继续留居紫禁城，并定期发放生活津贴。

这使得溥仪在童年时期仍旧保持着部分皇族的生活方式。

随着岁月流逝，溥仪渐渐成长，他的思想和见识也日益扩展。然而，他逐渐感到自己在这座金碧辉煌的宫殿中越来越束缚，

决定离开这个充满争议的地方寻求新生。

尽管如此，许多宫廷旧臣和国民党的政治压力让他的计划最终未能实现，他被迫继续留在这个象征着旧时代的地方。

事态的转变发生在一个政变之后，当紫禁城被武装力量占领时，

溥仪被迫匆忙离开，甚至未能带走任何贵重物品。

在极度困窘之中，溥仪逃至日本公使馆寻求庇护。

日本政府对溥仪的身份十分重视，他们表面上提供了庇护，

实际上却把溥仪作为日后政治计划的棋子。

溥仪对国民党迫使他退位的怨恨，加上流离失所的痛苦，促使他考虑复辟帝制。日本人和溥仪的利益在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

日本政府在大众媒体上大肆宣扬溥仪被迫离开宫殿的情况，并塑造了一幅他们慷慨接纳无家可归的前皇帝的形象，为其后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的政权做宣传铺垫。在日本公使馆的日子里，溥仪受到了极高的尊敬，

不仅如此，日本政府为了确保他的安全，

甚至将他远送至天津，以避开政治风波的中心。

在天津，溥仪尝试扩大自己的社交圈，但他很快发现那些高位者的友谊多半不过是表面的政治礼仪。他们在溥仪需要帮助时，往往无人伸出援手。

这种经历使溥仪再次感受到在日本公使馆期间受到的尊重，

从而坚定了他与日本合作的决心。

日本政府计划在中国东北建立一个傀儡政权，并认为溥仪是理想的领导人选。面对无路可退的境地，溥仪最终决定前往东北，

尽管他清楚这可能意味着成为别人的工具，

但他渴望恢复帝位的梦想让他放弃了其他考虑。

在伪满洲国，溥仪名义上是皇帝，实际上却没有任何权力，

甚至连基本的人身自由都受到限制。

日本利用他的名义在中国东北大行其道，实施了许多残忍的侵略行为。直到1945年，随着日本无条件投降，由日本支持的伪政权崩溃，溥仪被苏联红军俘获，关押在一个收容所里。尽管处境变化，他在收容所的生活依然优渥，

拥有专人照料。

在俄罗斯的日子里，溥仪出于对未来的不确定和对优厚待遇的依赖，曾写信给斯大林，请求留在苏联并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然而，这封信未得到斯大林的亲自回复，

部分内容反而被刊登在报纸上，成为了公众讨论的焦点。

同时，苏联政府对国民政府和共产党关于引渡战犯的请求持观望态度，等待看中国内战的走向。

1946年，溥仪在东京审判中成为焦点。

他用自己的日记详细记录了日本人在中国的罪行和他被迫合作的经历。

在接下来的八天里，溥仪发言超过七百次，庭审记录充满了他的陈述。他在法庭上的表现充满激情，尽管在言辞中仍试图将自己塑造为一个受害者，避免全部责任。

真正的改变开始于1950年，溥仪被苏联移交给中国后，被安置在抚顺战犯管理所。

这里的工作人员和所长对他的改造感到棘手。

由于溥仪以前的皇室生活，他甚至不知道如何自己穿衣。他们发现他连最基本的生活技能都缺乏，改造的工作从教会他如何自理开始。

管理所采取了多种措施帮助溥仪正视自己的过去，包括让他参加战犯的学习会，听取其他日本战犯的罪行自述，并查看东北人民的控告材料。

面对不可否认的历史证据，溥仪开始撰写自己的认罪材料，

逐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1956年，溥仪在沈阳特别军事法庭上公开反省，

他承认自己从未为中国人民做过有益的事，

表达了对国家和人民的歉意。他的改变终于赢得了公众的认可。

1959年，中国启动了战犯特赦政策，毛泽东提议从溥仪开始实施特赦。

在抚顺管理所的特赦大会上，当溥仪的名字被宣读时，

他感到难以置信，深感自己从战犯到被特赦的转变几乎像是奇迹。

特赦后溥仪在周恩来的关心下，被分配到北京植物园工作，

后调至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这标志着他彻底结束了前半生的罪人身份，开始了新生活，真正成为了一个新中国的公民。

1962年，在北京的中南海颐年堂，

毛主席亲自迎接了一位不同寻常的访客。这位访客是中国最后的皇帝——爱新觉罗·溥仪。那是溥仪多年后再次踏入北京，他记得上一次坐车经过北京街道时，还是被北洋政府的军队从故宫（现故宫博物院）驱逐的那一刻。汽车停下时溥仪走下车见到毛主席已在门口等待，他心中充满忐忑，急忙上前表示谢意。

溥仪低声自责，提到自己过去的行为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伤害，表达了深深的内疚。

毛主席听后，平和地劝慰他，提醒他人民已经推翻了宣统皇帝，

而眼前的溥仪只是普通民众的一员。溥仪含泪询问自己是否真的能融入新生活，毛主席笑着肯定他：“当然可以，现在你已经是了。

之后他们一同步入大厅，参加了一场宴会，场面热络。在宴会中，毛主席向溥仪询问了一件历史上重要的国宝——传国玉玺的下落。溥仪回答说：“丢了。”这个回答让在场的人都不禁唏嘘。

许多人原本猜测这枚玉玺可能被溥仪私藏，

但现在听到他亲口的确认，不免有些惋惜。

这里所说的传国玉玺并不是从秦始皇时代就开始传承的那块玉玺。

据史料记载李斯在秦始皇开国后将名贵的和氏璧雕刻成印章，它被视为皇权的象征，原本意味着代代相传。

关于传国玉玺，还有一个传说。秦始皇巡游时遇到暴风雨，将玉玺投入湖中祈求平息风浪，

风浪果然停止。

尽管后来多次尝试打捞，始皇帝终究未能找回玉玺。几年后，一位渔民意外发现了它，并将其献给了秦始皇。

传国玉玺经过无数王朝的更迭，到汉朝时期，经历了王莽之乱，据说在一次混乱中被太后摔断一角，后用黄金修复，这成了鉴定玉玺真伪的关键。经历了东汉末年的战乱，传国玉玺彻底失传，历史上再无记载。

每个时代的统治者都渴望找到它，将其作为正统统治的象征。

清朝时期有人声称找到了传国玉玺，

乾隆皇帝曾满心欢喜派人验证，最终证实是假的。乾隆对玉玺有着极高的执着，他让宫中造办处制作了数枚玉玺，尤其钟爱一组用上等田黄石雕刻的连环三玺，其独特之处在于三枚印章由同一块田黄石雕刻而成的链子连接，无任何接缝。

尽管清朝已由民国政府取代，按照当时双方达成的协议，溥仪作为逊帝仍能在紫禁城内居住，

享有一定的尊荣，并最终迁至颐和园。

虽然条件看似优越，紫禁城却已不复往日辉煌，它如同一个华丽的囚笼，关押着溥仪这位不再拥有实权的前皇帝。

毛主席察觉到溥仪的不安，解释说他的问题仅出于对历史的好奇。这稍稍缓解了溥仪的紧张情绪，但他仍旧感到内疚和无奈。他解释说自离开紫禁城以来，就再也没有见过玉玺，

对其下落一无所知。

毛主席及时转移了话题，轻描淡写地表示，封建时代的玉玺失踪并不重要，它只是一个文物，没有必要过于纠结。他的这番话释放了场中的紧张气氛，

使得宴会的氛围逐渐放松。

溥仪在毛主席的陪伴下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温暖和接纳。他之前总觉得自己与新中国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毛主席的亲和力和接纳使他感觉像是遇到了一个久违的朋友，

这种体验让他感慨万分。

随着晚宴的继续，氛围逐渐放松，溥仪感受到了来自在座各位的温暖接纳，这让他心中的紧张逐渐消散。整个饭局在一片和谐的气氛中结束，大家笑语盈盈，溥仪也逐步融入了这个团体中，

这是他在新中国感受到的少有的归属感。

结束后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溥仪深受这次经历的触动。

他在工作岗位上更加努力，致力于每一项任务，希望能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报答社会对他的宽容与接纳。这种变化持续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这次简单的聚餐，溥仪终生难忘。他曾以为自己是一个孤立的历史符号，带着屈辱与羞耻的标签——被侵略时期的傀儡、战犯。

但毛主席的态度使他感受到了尊严和希望，

告诉他即使是有过错的历史人物，也能够在新时代中找到救赎和自我重建的机会。

溥仪的心路历程从自责和内疚转变为感激和接受，他开始珍惜在新社会中作为一个平凡公民的生活。他和其他被释放的战犯，如杜聿明和宋希濂等，都在新中国找到了重生的机会，这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转变，

也是历史给予他们的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