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龄发动的这场反奉战争，虽然是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它在中国人民反对奉系军阀统治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史上却留下了光辉的一章，使当时中国最大最凶残的奉系军阀从其发展的巅峰跌落下来开始走下坡路。

张作霖的真面目和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进一步暴露在全国人民面前，使中国人民更现实更深刻地认识到帝国主义是封建军阀的靠山。

封建军阀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封建军阀必同时反帝，从而把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推向一个新阶段

，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反日反奉的新高潮。其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是不可抹灭的。

（一）对奉系军阀的影响

反奉战争使张作霖的奉系军阀元气大伤，失去了昔日的汹汹气势。其直接影响，就奉系内部而言，奉军旧部将领权力逐渐降低，相对地，奉张的家长式独裁统治升高。

在军事上，张作霖经营多年的精锐部队，几乎都参加反奉战争，成了“逆军”。战后张作霖下令彻底改编，营长以下允许其以现职留任，营长以上基本上都进行了撤换。

而以亲信行伍出身的军官代替，军事素质大为下降，张作霖的军事实力受到严重的削弱，其死伤和溃散的士兵及损耗的武器弹药，超过了两次入关作战的总和。

魏益三带走两万奉军投靠冯玉祥，李景林、张宗昌自成一派，名义上归张作霖指挥，实际上张作霖也指挥不动。在地盘上，江南全部丧失，直隶、山东逐渐被压缩，而且有日蹙百里之势。

在政治上，张作霖受到的打击也很沉重。在反奉战争中进一步暴露了张作霖祸国殃民，媚日卖国的反动面目，激起了全国人民的痛恨，一致奋起声讨，处境更加孤立。

郭反奉结束后，张作霖曾亲赴大连向关东州总督及满铁会社社长致谢意，并送日金500万元。由此可以想见，日本宁可采取“整存零付”的方式，向张氏父子讨回更可贵的人情报偿，区区500万日金元，比起日本在东三省的军事和经济利益，实在并不算什么。

1927年以后，日本对奉天的索需越发露骨，而杨宇霆在张作霖和日本军部之间无形中扮演了穿针引线的角色。1928年6月张作霖引退返奉被炸以后，基于多种原因，张学良将杨宇霆处决。

在军法判决书和通电中，有“论其罪状，不独害我东省，实更害我中华”等字样。但也提到郭松龄的激变，实际是由于杨宇霆所逼而导致因此，1929年元月杨宇霆的伏法，也可以说是郭松龄事件的延续，因郭兵败被杀后，张学良久久不能释怀。

追根到底，

这笔恩怨应为杨宇霆之死的重要原因之一

。

（二）对北方政局的影响

郭松龄反奉失败后，关内关外都发生了若干变化，北方政治局势动荡，变化无常。冯玉祥虽然击溃李景林部进占天津，但郭败死却使冯顿感势孤力单。

故于1926年1月1日通电下野，将国民军统帅全权交付国民一军军长张之江，以缓和局势。但战后奉直逐渐形成联合之势，夹击国民军，以报冯玉祥倒戈善变之仇也日益明显。

所以此时不仅冯玉祥不安，就连段祺瑞亦深觉惶恐。1月12日，奉张宣言东三省与北京段临时执政府断绝一切行政上的关系，废东三省边防督办职名，专用镇威上将军名称主持东三省军务。

同日，张作霖借口讨伐魏益三，出兵关内。1月23日，东三省法团联席会议通电声明实施东三省联治，并制定联治公约，推请张作霖维护东北治安，同时声明对郭松龄起兵反奉以后北京临时执政府的一切命令条约概不承认。

其情况就象1922年第一次奉直战后东三省的统治一样，换名话说，就是宣布独立。直吴于1925年12月20日通电讨伐冯玉祥后，至1926年2月初再度与萧耀南、齐燮元联名通电。

换言之，当初冯玉祥联合直系一致对付奉系计划完全失败。而冯系国民军张之江、岳维峻、孙岳部也先后通电声讨吴佩孚。2月中旬，李景林、张宗昌亦加入讨冯行列，夹击国民一军。

二次奉直战后，奉直关系的矛盾因郭军反奉而发生戏剧性的转变，原因自然由于冯郭的联手反奉。郭松龄反奉败亡后，冯玉祥不仅面对了奉系的立即报复，同时也面对了直系的报复性讨伐，而直奉一致对冯的报复性讨伐也同时化解了奉张和直吴之间的宿怨。

所以在奉直联手把国民军赶出豫直晋地区之后，北方政局又一次在奉直控制之下恢复到了直皖战后的态势。因为广州国民政府已誓师北伐，国民革命军在两个多月间抵达福建、深入湘鄂赣，10月间击败直吴的残余部队直抵武汉。

11月间江浙的孙传芳也遭受到国民革命军的压力，深感力不能支，于是吴、孙都向张作霖请求援助。

居于这种形势下的张作霖俨然成为北洋实力派，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

11月中旬长江下游的孙传芳迫于国民革命军声势过大，乃刻意布置，并纠合直鲁联军的张宗昌、晋省的阎锡山以及商震、刘镇华、寇英杰、褚玉璞、张作相、吴俊升等十六个将领，共同推举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企图造成一次北洋军阀大结合，共同对付南方的革命力量。

12月1日，张作霖在天津就任安国军总司令一职，孙传芳、张宗昌、阎锡山则分别就任副司令。一时间北洋军阀余孽除由俄返国加入了国民党自称国民联军总司令的冯玉祥，以及在河南犹作迷梦的吴佩孚外，均纳入了奉张麾下。

1927年6月，安国军各线均告失利，晋省的阎锡山也易帜加入国民革命军行列。为应对当前局势，安国军各将领再次将张作霖抬上了“海陆空军大元帅”的宝座，担任北方军政府的元首，直到次年6月通电下野。

张作霖自1926年1月派军入关讨赤，在两年半的时间里竟能在军事寡头政治的基础上建立起几乎能与南方国民政府平分天下的军阀政权，在中国军阀史上也属少数。

（三）对中国现代史的影响

对中国现代史潜在的影响也很深远。首先是1929年张学良清除杨

宇霆、常荫槐事件与此有关。

张学良听到郭兵败被俘的消息后，十分关注郭松龄的下落，唯恐郭松龄落入其父和杨宇霆之手，于是下令将郭解送到自己的驻地，准备日后私自放他出国。

不料杨宇霆早有准备，赶在张学良之前假传张作霖的命令将郭夫妇匆匆处死，以免夜长梦多。张学良闻之跺足叹息，悲愤万分。此后，张学良更加厌恶杨宇霆，使之成为张杀杨的潜在因素。

因此，张学良吸取教训，张学良明知郭松龄要起兵反奉而没有进行果断阻止，结果酿成“大祸”。当其一发现杨、常勾结有造反迹象时，便果断下决心清除。

1991年张学良谈到清除杨、常事件时说：“这件事与郭松龄的叛变也有关系。”从郭松龄的个人实力及郭松龄与张学良的关系来推理，如果郭不死，东北军的二把手应非郭莫属。

中国沈阳驻军最高长官就不会是贪生怕死、只知寻欢作乐的张学良的参谋长荣臻，而应是郭松龄。因此，50年后张学良曾感叹，如果当时郭在，日本就不敢发动“九一八”事变。

张这样讲自然有他不可怀疑的道理。至少可以说，如果当时郭松龄在，日本有可能推迟发动“九一八”事变，或者说如果郭松龄在，日本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郭松龄也会不顾蒋介石和张学良的不抵抗命令，自行抵抗或促使张学良抵抗日军侵略，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也将改写。

结语：

郭松龄反奉，是正义与罪恶的较量，是进步与反动的斗争，是代表人民反奉共同利益与代表落后、腐朽势力的斗争。并非是军阀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反奉虽失败了，但其虽败犹荣，历史不能忘记那些为人民大众利益而抗争的业绩，是应予以肯定的。

郭松龄反奉在北洋军阀史或中国现代史上表面上是一个并不十分重要的事件，但它的经过和落幕不仅对奉系的存亡有重大意义，对北方政局的演变也发生相当程度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如果郭松龄反奉成功，取代奉张，那么北方政局的发展甚至全国政局的发展都将发生重大改变。

郭将与南方的国民政府合作，或者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促成国家统一早日实现，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也会有相当程度上的缓和，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将会相对提高，那么，中国成为一个在国际社会中有影响的现代化国家，也可能会提早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