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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赦免制度是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起源较早。赦免制度的雏形在原始社会末期开始出现。

中国古代的赦免制度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作为一个国家实现“施恩布德”理念的一种常见手段，始于先秦，确立于汉代，此后历朝历代都在沿用。

汉朝时君主的赦免频率之多，甚至呈现浮滥之趋势。对于施行赦免的利弊，汉朝时也存在诸多争议。但是，不管施赦的频率是高是低，不管反对之声多么强烈，

赦免已经常态化与制度化，成为统治者频繁使用的一种措施。汉朝的赦免制度还折射出儒家阴阳思想、民本思想以及伦理法思想等对之的影响，体现了法律文化思想在法制建设方面的渗透。

一、赦行五百里，月变三十蓂：赦免制度的历史源流

赦免成为一种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刑事政策，最早在《尚书?舜典》中有记载，对于一些本应该被处以五刑的人，

如果案情有可赦之处，那么可以用流放来代替原来的刑罚。这就相当于对他们减轻处罚。

《尚书》是目前我国最古老的一部历史文献，

根据其记载的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首领舜就“赦”和“宥”问题的论述，可以推测出中国的赦免制度在上古的五帝时期就已经存在。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国力日渐衰微，礼崩乐坏，诸侯之间纷争不断。赦免制度发展至此，

其政治实用性日益突出，成为服务于国家政治、军事和经济发展需要的重要工具。

《春秋》记载：“庄公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春秋战国时期的赦免制度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之前的赦免制度往往是针对某些特定的人或特定的事，与起源时期的赦免制度相比，

春秋战国时期不仅赦免的范围和对象都有所扩大，而且逐渐成为君主加强统治的一种政治手段，这都为后世赦免制度的发展完善奠定了坚实基础。

秦朝的赦免制度并没有国家的正统指导思想作为其存在的基础，只是在关键时刻作为拯救国家统治的临时措施。

但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集中统一的封建帝国，秦二世的赦免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赦天下”，因为在此之前并没有真正统一的王权能够将赦免范围扩大到全国。

随着时代的发展，法律中对于赦免的相关规定也在不断完善，但是赦免还未成为国家的常制。而正是基于这些变化，汉朝的赦免制度在吸收前朝赦免传统的基础上，

根据社会现实的需要，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得赦免制度的体制不断趋于完善，从而走上了经常化、制度化的发展道路。

二、德主刑辅：汉朝赦免制度的发展

秦朝灭亡以后，汉朝统治者吸取秦始皇“急法不赦”，而导致国家速亡的教训，重视与民生息，力求刑罚轻缓，开始比较频繁地进行赦免，

赦免制度也因此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赦令颁布得十分频繁，可以说是汉朝统治的一大特色。在汉朝四百多年的历史中，二十四位皇帝当中只有一人未施行过赦免，可以说赦免制度自汉代以后，“遂为常法”。

赦免制度的类型，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可以有不同的分类。在汉朝之前，赦免并无明确的分类，史书记载时多以赦、赦罪人、大赦天下等比较笼统的词汇而言之。

汉朝时皇帝施行赦免的事由很多，汉朝诸帝在践祚、立后、立储、祥瑞、灾异、遇乱、劭农、饮酙等诸多情况下，都曾经施行过大赦。

按照特赦的具体内容，汉代的特赦制度可分为特赦、特赦令、减刑赎回三类。汉代特赦制度的类型比较多样，

大赦是最重要的一种。此外，比较常用的还有特赦、曲赦、赦徒、别赦、减赎等类型。

大赦是对所有疆域都有效的赦免，是涵盖除少数罪行外的所有罪行的最广泛的赦免类型。这意味着在某些情况下，所有罪行都可以得到赦免。

特赦，又称“特放”、“圣虑”、“会录”等，是指对特定群体或罪行的具体赦免。大赦始于战国时期，当时秦昭襄王宽恕了罪人，

将他们转移到新征服的城市并驻扎在那里。汉代建立的“记录犯人”制度可以被视为一种特殊的特赦形式。

减赎也是汉代赦免类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可分为两种情况。减等一般是指在原刑罚的基础上减刑。

在大多数情况下，减等是有条件的，获得减免的人往往被迫移民到边境保卫边境或从事劳务。此外，减刑只能部分消除刑罚，不能消除犯罪。被减刑的人仍然具有罪犯的身份。

赎赦也是赦免的一种形式，指对于某些犯罪，经准许可以一定数量的财物来赎买，在没有财物赎买时也可以用劳作代替。

赎赦是一种来自皇帝的赦免性的法外开恩，通常是以皇帝定期或不定期发布的诏令作为执行的根据。因此，它与作为一种独立的刑罚种类而存在的赎刑是有一定区别的，赎刑的适用是以律令的规定为依据。

三、乱余宾客搜亡命，赦后英雄耻故乡

汉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朝代，既是许多封建制度确立的时代，又是不少封建文化思想形成的时代。

汉朝赦免活动成为典制主要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以儒家的经学教义为主，兼采阴阳、法、道、名诸家学说而形成的新儒学，其为汉朝赦免制度走向成熟奠定了理论基石。

用阴阳五行的学说来解释德与刑的关系，会给这种理论披上了“天道”、“阴阳”的神秘外衣。

董仲舒认为德教应该成为治国的主要手段，治国绝不可以专任刑罚，刑罚可以作为德教的辅助。因此，为顺应天道，德主刑辅、大德小刑才是最好的选择。

《尚书·五子之歌》记载：“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民本就是以民为本，将人民视为国家的根本所在。民本思想的完全形成是在春秋战国时期。

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民本思想体系，主张统治者应重民、爱民。孟子提出以“仁政”为核心的民本思想，荀子也提出了以“王道”为主要内容的民本思想。

汉代统治者在加强君主集权的同时，并没有放弃以人为本的思想，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汉代统治者的行为和治理措施。

其影响主要体现在君主经常颁布法令惩罚自己，说重民利民的话，颁布一系列有益社会改善的政策。实施大赦当然是一个重要的手段。

结语

作为一项古老的法律制度，赦免制度在一片争议声中得以改进与发展。汉朝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承上启下作用的重要转折时期，

这种作用主要体现为对前朝制度的总结以及对后世诸项制度的开创。因此，赦免制度在这一时期形成并成为典制也是顺理成章，并且在汉朝社会中发挥了极大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

[2]班固.《汉书》.

[3]范晔.《后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