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昭生前，已经事实上掌控了魏国，而且估计他也不隐瞒自己妄图篡位称帝的野心。不然的话，“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句成语就不会流传下来。曹操当年“挟天子以令诸侯”，可即使他知道汉献帝在暗中联络大臣，准备除掉他，他也不敢杀害汉献帝。而司马昭竟然当街弑君，杀死了魏帝曹髦，足见其心狠手辣更甚于曹操。

在司马昭之前，杀害国君的事件也有发生。比如，取代西汉建立新朝的王莽就是被赤眉军杀死的。但是赤眉军从来就不承认王莽政权的合法性，也不以王莽的臣子自居。春秋战国时期，被部属杀死的诸侯国君主不计其数。但从当时的礼法上讲，只有周天子一人算是天下的共主，诸侯国君主的法律地位和他们的部属一样，都是周天子的臣子。他们被部属所杀，只能算是臣民之间的互相攻击，谈不上以臣弑君。周幽王是被犬戎所杀，但犬戎从来就不是周国的臣民。他们杀周幽王属于两国之间的争战，不是以臣弑君。

再往前看，商灭夏时，最后一个夏王桀是被流放，没有被杀死。周灭商时，最后一个商王纣是自杀，不是被周国杀死。如果纣不自杀，估计也会像桀一样被流放，不大可能被处死。毕竟商是夏的属国，周是商的属国，在极其注重上下尊卑等级秩序的古代社会，他们都不太可能承担以臣弑君的坏名声。等到秦统一天下之时，哪怕以秦国之残暴，也没有杀害最后一个周天子周赧王。因为毕竟秦国也是周册封的诸侯国。秦王再残暴，也得顾忌名声。

只有司马昭，开创了一个以臣子身份公然当街弑君的恶劣先例。虽然直接动手杀曹髦的不是司马昭本人，但却是司马昭的心腹将领成济，在当时的人看来，这和司马昭直接动手杀害皇帝也没什么区别。作为一个政界的上层人物，司马昭当然知道这个后果是什么。他虽然可以依仗权势逃脱法律责任，但却没法逃脱来自道德层面的强烈谴责，从而背上了沉重的道德包袱。这个道德包袱足以摧毁司马昭辛辛苦苦树立起来的好形象，如果他再篡位称帝，将没有任何道义正当性可言。不但吴、蜀两国可以借题发挥，在魏国内部也必然激起强烈的反对声浪。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个道理司马昭还是懂的，所以司马昭不敢冒这个险。哪怕下属贾充劝他称帝，他也只能无可奈何地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只能继续扶持曹家的人当皇帝，而寄希望于将来儿子那一辈再考虑篡位称帝的事。

魏帝曹髦被杀是260年。等到265年，又隔了几年的时间，这个事件在人们的记忆中就有些淡化了。再加上263年，魏国灭蜀。司马昭不但消灭了一个外部威胁，还利用“二士争功”的矛盾，成功地除掉了钟会、邓艾等一批可能妨碍自己夺权的魏国实力派人物。这个时候，再也没人能阻止司马昭的野心了。就算司马昭不死，他也会篡魏自立。恰恰司马昭死了，他的儿子司马炎接班后，立刻逼迫魏国皇帝曹奂禅位给自己，改国号为晋，史称西晋。司马炎没有当街弑君的坏名声，让他夺取曹家的江山，似乎少了一层道义上的负担。司马昭在九泉之下，被司马炎追尊为“文皇帝”，终于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周文王”。可无论再怎么洗白，以臣弑君的坏名声也没法洗得那么彻底，司马氏一族就难免被世人指责为“得国不正”。西晋建立后，不过短短几十年，就亡于“五胡乱华”，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短命王朝。如果要讲因果报应的话，这大概也是一种报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