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津之战，是后世对吴魏两国第二次合肥之战的称呼。建安二十年（215年）八月，东吴趁曹操在征讨张鲁的过程中无暇东顾，亲自率领十万大军围攻合肥。虽然合肥守军只有七千多人，但张辽凭借着吴军刚到时的混乱局面，亲自带领八百精锐骑兵，在吴军阵中来回突击，给东吴军队带来了巨大的打击。张辽利用吴军撤退时，后部队与主力脱节的机会，在逍遥津毁桥断路，差点活捉孙权。这一战虽然八百骑兵对十万大军难以造成致命伤害，但却大大打击了吴军的士气，使得张辽的威名迅速传遍江东，孙权也因此被戏称为孙十万。这一战对东吴的冲击极大，但孙权依然没有放弃合肥的争夺。

三国时期，孙吴与曹魏为争夺合肥发生了六次大规模军事冲突，其中五次是在孙权在世期间。尽管如此，六次合肥之战无一例外都是东吴的失败。那么，合肥到底有什么战略意义，让孙权和东吴君臣如此执着于这座城市的争夺呢？

《禹贡》记载：导淮自桐柏，东会于泗、沂，东入于海。淮河流域位于华中、华东地区，西起桐柏山、伏牛山，东临黄海，南界大别山、江淮丘陵、通扬运河和如泰运河南堤与长江流域分界，北接黄河南堤和沂蒙山脉与黄河流域相邻，流域总面积达到27万平方公里。后人有言：守江必守淮，其原因在于，尽管长江宽阔且被誉为天堑，水流缓慢，使得横渡长江对北方军队并不困难。

例如，北魏太武帝率军南下时，因时间紧迫，没有足够的舟船，便命令军队砍芦苇制作简易筏子过江。虽然这种方式风险极大，但也能说明，长江下游水流缓慢，舟船可以轻松过江。魏国大将曹休早在黄初初年就曾多次使用小船轻舟渡江，进行突袭，并提出过通过轻舟越江来打击东吴的策略。即便魏文帝不同意他亲自参与，他依旧让部队用轻舟深入江南。这种灵活机动的水上战术，使得东吴无法安宁，随时面临北方军队的袭扰。

因此，对于任何南方政权来说，防备北方军队随时南下的最佳方法就是把军事前线推向淮河流域。淮河流域地形复杂，水网密布，山丘众多，完全不同于北方的平原，极不适合骑兵作战，反倒有利于东吴的水军与步兵发挥优势。如果能够控制这个地区的重城，就可以在进攻时占据主动，遇到危险时也能轻松撤退。而在这个地理环境中，合肥作为一个交通要地，显得尤为重要。

到了隋唐时期，京杭大运河的修建使得南方的水运更为便捷，合肥也成为重要的枢纽。而在三国时期，合肥的水路通畅，适合舟船行驶，这为东吴提供了一个天然的优势。

合肥地处施水与肥水交界之处，《水经注》记载，施水与肥水在广阳乡交汇，流经合肥。由于巢湖和施、肥两水的水位较高，形成了便于航行的水道，东吴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合肥的水道通畅，可以通过此地向北进军，进入魏国的心脏地带，给魏国带来巨大的威胁。事实上，魏国在合肥设置新城，正是为了避免吴军利用水军的优势靠近旧城。在新城设立后，东吴水军的活动受到了很大影响。

此外，合肥对于东吴来说，不仅仅是一个水道要冲，它也是战略防御的重要据点。东吴非常重视江北地区，吴国的屯田和粮仓均设在该地区。魏国通过对这些地区的骚扰，打击东吴的粮食供给，扰乱其进攻节奏。而合肥作为魏国防线的重要一环，对于东吴的战略意义巨大。

更为关键的是，合肥距离魏国的核心区域如许昌、洛阳较远，但却与东吴相对较近，攻占合肥能够给东吴提供进攻的先机。这使得合肥成为东吴北伐的首选之地，尽管其屡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但合肥始终是东吴争取的战略重点。

总的来说，合肥不仅是一个地理位置重要的军事要地，它还象征着东西方之间的博弈，是吴魏两国争夺的战略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