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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内容均引用权威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文末已标注文献来源及截图，请知悉。

作为举世闻名的防御工事，长城历来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建筑之一。

从直观上来看，长城并不高，甚至有点“矮”。那么，这样的长城，在古代战争中真的有用吗？

而作为一项古代人类智慧的结晶，长城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的历史，还对欧洲的历史产生了重大作用。

比如，美国人类学家托马斯·巴菲尔德就在他的著作《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原王朝》中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观点：

长城的存在，促使北方游牧民族转向西方，最终给欧洲带来了巨大冲击......

长城之于中国

长城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建筑之一，它不仅仅是一道军事防线，更是中国历代王朝应对北方游牧民族威胁的重要战略支撑。

从战国时期的分散修建，到秦朝的统一连接，再到明朝的全面修缮，长城的历史跨越了两千多年，成为古代中国防御体系的核心。

长城的修建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当时的中国处于诸侯纷争的状态，各个小国在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下，为了自保，分别修筑了自己的防御工事。

燕国、赵国、秦国等都在北方修筑了简陋的城墙，这些早期的长城虽然无法连成一片，但在局部区域有效地遏制了游牧民族的入侵。

真正意义上的“万里长城”开始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

秦始皇为了巩固北方的防御力量，决定把各个诸侯国的城墙连接起来，形成一条横贯东西的巨大屏障。

这项浩大的工程历时多年，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但它不仅仅是一道简单的防御工事，背后蕴含着秦始皇巩固政权的深远考虑。

长城的存在，使得北方游牧民族无法轻易进入中原腹地，给刚刚统一的秦王朝带来了宝贵的安定时间。

在秦朝之后，汉朝是第一个大规模扩建和维护长城的王朝。

汉朝初期，由于经历了长年的战乱，国力尚未恢复，面对北方强大的匈奴，汉高祖刘邦采取了“和亲”政策，暂时放松了对长城的修缮。

然而，到了汉武帝时期，随着国力的增强，汉朝开始积极主动地应对匈奴的威胁，修建长城成为了巩固北方边疆的重要战略举措。

汉武帝时期，长城的防御体系不仅限于阻挡匈奴的直接侵扰，还扩展至保障丝绸之路的安全。

通过这一防线，汉朝成功遏制了匈奴的南下进攻，维护了中原的安全与稳定，同时长城沿线的贸易活动也逐渐活跃起来，成为连接中原与西域的重要纽带。

到了明朝，长城的建设进入了新的高峰期。

明朝初期，蒙古的威胁依然存在，为了防御来自北方的袭扰，明朝统治者多次对长城进行大规模修缮，并加入了许多新设计。

与秦汉时期相比，明长城更加坚固且系统化，设有大量的关隘、烽火台和瞭望塔。

山海关、居庸关等著名关隘成为了防守的重点区域。

在明朝的多次边疆防御战中，长城的战略作用尤为突出，特别是在对抗蒙古和女真的过程中，长城有效地减缓了游牧民族的进攻，成为了明朝边防体系中的核心。

不仅如此，长城的作用并不限于军事。它的存在为中原王朝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使得中原的农业文明得以繁荣发展。

在长城的保护下，北方边境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得以持续扩展。

通过长城的烽火台系统，边疆的军事情报得以迅速传递，提升了王朝对边疆局势的反应速度。

同时，长城沿线的关隘还发挥了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作用，丝绸、茶叶、瓷器等商品通过这些关隘流入北方，马匹、皮革等物资则从北方进入中原，形成了长期的贸易往来。

然而，长城并非固若金汤，历史上曾多次有外敌突破长城的防线。

例如，北魏、金朝和元朝都曾在长城内外扩展自己的势力，甚至最终攻入中原。

然而，纵使如此，长城作为一道重要的军事屏障，在大部分历史时期都有效地遏制了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文明的侵扰。

长城的意义超越了军事防御，它是一座横亘在历史与文化之间的桥梁。

长城不仅见证了中国古代王朝的兴衰，也记录了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纷争与交流。

长城的存在，不仅保护了中原王朝的安全，也为中国历史的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促进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延续与繁荣。

长城之于欧洲

美国人类学家托马斯·巴菲尔德在他的著作《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原王朝》中提出了一个颇具争议的观点：

正是中国的长城，导致北方的游牧民族被迫转向西方，最终对欧洲造成了严重的冲击。

巴菲尔德认为，长城不仅改变了中国的防御态势，还深刻影响了欧亚大陆的历史进程。

当长城在中国北方拔地而起，成为阻挡游牧民族南下的屏障时，这些习惯于在北方草原上自由游牧的部落开始寻求新的生存空间。

他们无法轻易突破长城南下侵入中原，长城对他们的侵略路径进行了有效的限制，迫使他们不得不向西迁移。

尤其是匈奴和突厥这样的游牧民族，逐渐向西移动，最终深入欧洲，成为了西方世界历史中的重要威胁之一。

匈奴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中国，汉朝与匈奴之间的战争持续了数个世纪，汉朝通过长城以及一系列军事行动将匈奴的力量遏制在北方。

这些压力迫使匈奴不断寻找其他出路，最终他们的西迁影响到了欧洲。

公元4世纪末期，匈奴开始侵袭欧洲，随着他们的进攻，西罗马帝国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阿提拉率领的匈奴军队在欧洲横扫千里，摧毁了许多城镇和文明，成为了西方历史上的一大转折点。

许多西方历史学家甚至认为，匈奴的入侵加速了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崩溃。而这一切的起源，正是因为他们无法通过长城南下中国，只得西进寻求新的资源和土地。

不仅仅是匈奴，后来的突厥、蒙古等游牧民族同样因为长城的存在，选择了向西扩展。

13世纪，蒙古帝国在成吉思汗的带领下，横扫欧亚大陆，建立了世界历史上版图最大的帝国。

虽然蒙古的崛起有多种复杂的原因，但长城的防御体系无疑对他们的东亚征战构成了一定的限制，迫使他们在扩张过程中更容易将目光投向西方。

巴菲尔德的观点认为，正是长城的防御作用改变了游牧民族的扩张方向。

这些游牧民族无法向东南轻易进攻中原，于是被迫寻找新的扩展机会，而西方的土地和资源成为了他们的目标。

相较于中原王朝，欧洲各国相对分散，缺乏统一的防御体系，面对游牧民族的猛烈攻击时，防御力量相对薄弱，因而成为游牧民族入侵的“软肋”。

正因如此，巴菲尔德才会发出“长城害惨了欧洲”的感叹。

长城真的害惨了欧洲？

托马斯·巴菲尔德关于长城“害惨了欧洲”的观点虽然看似合理，但从更广阔的历史视角来看，这一说法带有明显的片面性。

将复杂的历史进程简化为长城单一因素的影响，忽视了多重原因共同作用下的历史发展，这种观点虽然吸引眼球，但并不完全公正。

首先，游牧民族的西迁并非仅仅因为长城的存在。

历史上，游牧民族的迁徙和扩张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气候变化。

在中国北方的草原地带，气候的波动常常导致水源和草场的匮乏，迫使游牧民族寻找新的生存空间。

特别是在寒冷干燥的气候条件下，游牧民族的放牧环境受到严重威胁，他们不得不向更为温暖、资源更加丰富的地区迁移。

因此，即使没有长城的阻挡，北方游牧民族也可能会因为生态压力而寻求新的出路。

其次，游牧民族的西迁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侵略和扩张，更是一种与多种文明碰撞、融合的过程。

匈奴、突厥、蒙古等游牧民族在西迁的过程中，虽然确实对欧洲的政治、社会产生了破坏性的冲击，但这种冲击并非仅限于负面作用。

游牧民族的西迁带来了军事技术的传播、文化的交流和贸易路线的拓展。

蒙古帝国横跨欧亚大陆的统治，虽然以强大武力为基础，但也在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通过蒙古帝国的统治，丝绸之路得以繁荣发展，东方的技术、文化传入西方，而西方的资源也流入了东方。

这种文化、经济的双向互动，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方之间的联系和发展，甚至为后来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奠定了某种基础。

此外，欧洲内部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在面对外来压力时的脆弱性也是游牧民族得以成功入侵的重要原因。

相较于中原王朝长期以来建立的强大集权国家体系，欧洲在中世纪时期则是封建割据，国家间分裂严重，缺乏一个统一的中央政权来协调防御行动。

正因为如此，游牧民族在面对分散的欧洲国家时，能够以较小的力量获得巨大的战果。

巴菲尔德将游牧民族的入侵归因于长城的修建，忽略了欧洲自身内部的政治弱点，这是他观点中不可忽视的缺陷。

再者，历史上游牧民族对欧洲的冲击，并未彻底摧毁欧洲的文明。

尽管匈奴和蒙古的入侵曾带来巨大破坏，但欧洲社会并没有因此而崩溃。

事实上，欧洲经历了这些外来冲击之后，逐渐形成了更为稳固的国家和军事体系。

例如，在应对蒙古人的西征之后，俄罗斯公国开始加强中央集权，并最终崛起为强大的东欧国家。

同样，面对外部的威胁，西欧各国也逐渐摆脱封建割据，形成了相对统一的王国，开启了欧洲走向近代化的进程。

巴菲尔德的观点虽然指出了长城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但他忽视了历史的多维性和复杂性。

长城的修建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游牧民族的行进方向，但这并不能简单等同于“害惨”了欧洲。

历史是复杂的多元互动，单一因素难以解释所有现象。巴菲尔德的观点虽然具有启发性，但其片面性限制了对这一历史问题的全面理解。

实际上，长城对中国的保护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而欧洲的历史进程则有着更多内在和外在的复杂动力。

参考资料：

赵现海：长城的地缘根源与历史角色，《长城学研究》，202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