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60年代曾评价过：“冀东大暴动，是很震动的大事”，的确，在暴动发生前，主席和中央都没想到冀东一地竟能在短短数月时间里发展出超过十万人的武装。

这可是在抗战前期的1938年，如此庞大的基数，那是了不得的力量，若能稳定吸收，八路军的扩张速度还能成倍数增长。

可惜爆发得快、散去得也快，三个月后，在冀东暴动中参加革命的人仅剩两千，十不存一。造成这个结局的原因，主要在于西撤途中遇到了太多困难，以至于部队被打扰许多。

那，当初为何要从冀东撤退呢？

八路军没在冀东站稳脚跟，跟当地复杂的环境有很大关系。

1938年4月1日，时任八路军120师雁北支队司令员的宋时轮，接到命令，立即前往平西与邓华支队会合，然后向冀东挺进。

中央之所以这么着急，是因为日军从华北抽调了大量兵力去支援徐州战场，要抓住这个空隙去建立敌后根据地。

5月25日，宋、邓支队成功会师，根据总部指示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宋时轮出任司令员，邓华出任政委，随后立即向冀东开进。

他们出发时内心都很轻松，因为总部已在电报中将冀东的情况说得很清楚。

李运昌等白区的同志在冀东地区深耕多年，已联合当地抗日志士组成统一战线，正在准备发起一场武装暴动。

第四纵队此行的任务，就是保证这次暴动能够成功，并让八路军在冀东扎下根。

有好的群众基础，就是成功的第一步。第四纵队刚抵达冀东，暴动就开始了，波及范围覆盖20多个县、众多村镇，参与人数超过20万、持枪人数超过10万。

这个数量大大超出所有人的想象，消息传回中央后，毛主席既惊又喜，要求宋时轮、邓华好好经营。

宋、邓也知道这是自己的机会，很快就对部队人员进行筛选，最终还是保留下一支7万余人的武装，即冀东抗日联军。

为统一思想、训练、指挥等问题，中央特成立冀热察宁军区，以宋时轮为司令员、邓华为副司令员，下辖五个军分区。

光看军队人数，此时的冀热察宁军区可以排在我党所有军区的前列。

但是，冀东属于华北的咽喉，日寇绝对不会放弃，且当地多为平原，利于敌人的机械化行动，所以下一步该怎么发展是急需解决的大事。

在宋时轮的提议下，部队进入长城以北的都山一带发展，这里是山区，能够成为天然的屏障，党委会商讨后同意了。

可是部队进入都山以后，才发现事情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我党之前出于形势需要，的确以山区发展为主，但那是因为在山区也有能发动的群众。

可日寇早就在都山一带建立起残暴统治，百姓即便同情八路军，也不敢予以支持。宋时轮他们后勤难以为继，苦苦支撑一段时间后退了出来，这时已是9月中旬。

如果到了9月底，就是玉米和高粱的收成之际，乡亲们把作物一收割，八路军能借以掩护的青纱帐就没了，到时更难生存。

八路军第四纵队在迁西开会商讨下一步行动，据亲历者李运昌后来回忆，当时大多数人都主张先撤到平西，宋时轮一开始想留，但见到主流意见如此后，还是附和了。

9月17日，4纵给聂荣臻发报，说“冀东形势难以维持”，四纵已开会决定5万主力带回平西整训，留3万部队坚守，到明年再过来继续发展。

这么大的事，聂帅也不敢做主，就上报中央。9天后毛、朱、彭等首长回电，部队不能撤，要在白河以西建立根据地。

中央的意见到达以后，第四纵队内部开始出现分歧，宋时轮、邓华还是倾向撤到平西，李运昌则表示要听从中央安排，留在冀东打游击是可行的。并且他还说如果你们主力撤走，我就自己带队留下。

大家一看有人态度如此坚决，就暂时达成统一，决定留下开辟冀热边抗日根据地。

奈何，局势很快就发生了变化，9月底八路军收到情报，日寇在武汉会战中取得一定战果后，决定抽调兵力，分七路进攻冀东。

宋时轮大惊，明白这种局面不撤就会全军覆没，于是跟邓华商议后，准备全军西撤。总部派来帮助建立根据地的河北省委书记马辉之、省委秘书长姚依林也都同意了。

这时候，中央如何决断呢？

10月1日，刘少奇代表中央致电，同意宋时轮带4纵西撤，让李运昌留下。但10月8日，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的电报有不同意见。

朱、彭认为，从冀东到平西有几百里，大多为平原地区，很容易受到打击，风险太大。但是，两位首长在电报末尾加了一句体谅话“只有到万不得已时，才可西移。”

什么时候才是“万不得已”？这个就没标准了，当时第四纵队已经受到日寇的攻击，宋时轮负伤、电台被打坏。

所以10月10日，八路军第四纵队在丰润九间房召开会议，大多数人都认为现在正是“万不得已”之时，应立即西撤。

只有李运昌、洪麟阁不赞成，但少数派改变不了主流意见，最终会议决定苏梅、陈群、包森、单德贵等同志率领400多人留下战斗，其余的主力全部西撤。

10月15日，马辉之和姚依林、邓华联合致电总部表示，虽然他们也不想撤，但现在已经属于“万不得已”，如果不转移，上级需要满足三个条件：

向冀东派来一个支队，再加两个团，加强兵力；派来军政干部14人、团级干部12人、营级干部35人、连级干部100人；再运来一批弹药，主要是手榴弹。

这些要求很合理，起义部队冀东抗联鱼龙混杂，在日寇威逼之下，已有不少人离队。如果没有足够的中坚力量、武器弹药，冀东是没办法抵御攻势的。

可中央这时候也没有多余力量支援，10月17日，刘少奇回电，说目前只能给几名团、营级干部，其余的困难要自己解决。

而且这次电报不同意全部转移，如果要西撤，最多只能拉走一万人的队伍，其余的力量要留下来坚守冀东。

可惜，这道命令还没传到宋时轮、邓华手里，部队就已经往平西撤了。五万人的队伍分成三个梯队，主要行走在两米左右宽的乡间小路上，排成一眼望不到头的长龙。

这对日寇来说，那是非常好的袭击目标，一发炮弹打下来，往往会造成两位数的伤亡。很多冀东抗联的人没见过这种阵仗，顿时四散逃走。

而且大多数人都有严重的乡土情结，要他们跑到几百里外的地方去作战，还随时可能会牺牲，思想上就转变不过来。

最尴尬的是，当时我军没有足够的通讯设备，前后三个梯队很难正常联系，指挥官也指挥不了队伍，这就导致下面的人心思浮动。

据《宋时轮传》所述，冀东暴动后改编的23总队跑了1000多人，39总队3000多人全都跑了，最严重的一个晚上，有6000多人擅自离开。到最后，冀东抗联出发前有5万人，等局势平静下来，就只剩2千人，十不存一。

当初轰轰烈烈的冀东大暴动，最后只剩下这个局面，谁该来负这个责呢？

其实要把板子拍在哪一个人身上，都不太公平，那个阶段日寇还比较强悍，避其锋芒是没办法的事。

而西撤是第四纵队开会商议出的结果，集体决定也不该让哪一个人出来担责。

只是，谁都没想到局势会恶化得那么快。宋时轮、邓华也都错过了一次上升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