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籍版本中，有一种版式狭小的图书被称为“巾箱本”，后来又有“袖珍本”之称。瞿冕良的《中国古籍版刻辞典》介绍说：巾箱是古代装头巾用的小箱子。凡书的版型特小，可装在巾箱里面（形容其小的程度），可称为巾箱本。语见宋戴埴《鼠璞》。

袖珍本,小型书本。因版式较小，可藏于袖中，便于携带，故名，其实和巾箱本是一个类型的，不过名称不同而已。清乾隆期间，武英殿雕印“经史”，当时清帝弘历因见制版所剩的小块木头，为恐浪费，不令遗弃，乃仿古人巾箱之意，刻武英殿袖珍版书，即后来所称的《古香斋十种》。正式题名为“袖珍”的，当始于此。

由此可知，古书中正式有“袖珍”之名始于清乾隆年间。但是，这个结论可能不准确，因为早在明正德年间，在福建建阳书坊中就已有了刘弘毅慎独斋刻印的《袖珍四书》版行于世。

刘弘毅，建阳县崇化书林（今建阳市书坊乡）人。从明弘治戊午（1498）至嘉靖二十四年（1545）48年间，他以“慎独斋”、“慎独精舍”、“书户刘洪”、“木石山人”等名号刻书30多种。其刻本多为卷帙浩繁的巨著。如刻于弘治十一年（1498）的《资治通鉴纲目》59卷、《续资治通鉴纲目》27卷；弘治十八年（1505）刻印《大明一统志》90卷；正德十一年（1516）刻印《十七史详节》274卷；正德十一年至十四年（1516-1519）刻印《文献通考》348卷；正德三年（1508）到正德十三年（1518），刻印《群书考索》前、后、续、别四集共202卷，等等。

刘弘毅慎独斋刻本的质量每为后人所称道。清叶德辉说：“至正德时，慎独斋本《文献通考》细字本，远胜元人旧刻。(元)大字巨册，仅壮观耳”；“刘洪慎独斋刻书极夥，其版本校勘之精，亦颇为藏书家所贵重。”（叶德辉《书林清话》，中华书局1957年版）。慎独斋所刻之书，多密行细字，校勘精严，字体版式，颇类元刊，代表了明前期建阳书坊的一时风尚。

然而，刘弘毅刊刻的《袖珍四书》一向不为人所知，原因大概是其原本久佚之故。既然原本久佚，何以断定他曾经刊刻此书？这就必须从一部日本和刻本说起。现存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的日本宽文十二年（1672）刻本《袖珍四书》，是影刻明正德六年（1511）刘弘毅慎独斋刻本。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为《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和《论语集注》，下册是《孟子集注》。《论语序说》后有“正德辛未慎独斋刊”竖排双行长方形牌记。卷末有刊记“宽文十二壬子年（1672，时为清康熙十一年）正月吉旦，二條通松屋町武村市兵衛刊行”两行。卷前有木石山人刘弘毅《题袖珍四书前引》，全文如下：

论、孟、学、庸，孔门授受心法也。吾子朱子为之集注，厥功大矣至矣！宋端平间，诏令刻枣以传，甚盛典也。嗣是以来，为师弟子者莫不资之以讲习焉。或者厌其简牍高大，难以随身诵读，其中扦格可胜言哉！因命友生邓子英謄而小之，名曰《袖珍四书》，敬寿诸梓，用广其传，乐与同志者共，岂不韪欤。时皇明正德岁在戊辰孟夏吉旦木石山人书于慎独斋。

在此引言中，刘氏对《袖珍四书》的付梓作了说明，是为了解决旧版《四书集注》“简牍高大，难以随身诵读”的困难；并且留下此书的书工“邓子英”的大名，他是刘氏的朋友，也是他的学生。

刘弘毅刻本《袖珍四书》将一向被误认为古籍刻本“正式题名为‘袖珍’的”，从清乾隆年间的《古香斋袖珍十种》向前推进了至少两百多年。此“袖珍四书”的内容，实际上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这就为朱子的这一部经典之作提供了历史曾经有过的又一珍贵的版本。若无这部宽文十二年（1672）影刻的和刻本，刘弘毅曾刊刻此书的史实可能永远湮没而不被世人所知。(方彦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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