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陈独秀，这是一个初看似乎轻松，实则十分艰难的话题。在通常的认识中，鲁迅的主要角色是文学家，陈独秀则是政治上的风云人物。他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相遇，在后世人的印象中，基本处于双峰并峙的地位。

有时候，我自己的阅读经验也会出现这种“自动分类”又难以周圆的差异。比如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文学的人把鲁迅视作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是第一人，是最高峰。

研究历史和政治的人们，谈及最多的五四人物，可以说首推陈独秀。那他们二人在当时究竟各自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二人关系究竟如何，后世评价应如何掌握分寸以尽可能不失公允，这些话题是极为复杂而纠缠的。谈“五四”，最离不开《新青年》，陈独秀是《新青年》的创办者，陈独秀的足迹所至，基本上就是《新青年》的办刊地。

而鲁迅走上文学道路的起点，正是《新青年》。他们二人哪一个对五四新文学甚至五四新文化的贡献最大暂且不谈，且来看一下二人在现实当中的交往吧。从事实出发，或从事实的有无出发。鲁迅与陈独秀在现实中有过交往吗？这个看似不成问题的问题，其实也是可以讨论的。

创办于1915年的《新青年》，最初叫《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1917年，随着陈独秀应蔡元培之邀从上海北上，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的办刊地点也迁到了北京。

所有这些事，对于当时还在教育部上班，回到住处就在夜灯下“钞古碑”打发时光的鲁迅来说并无直接关系。然而正是这一变故，为鲁迅在文学上的爆发埋下了伏笔。陈独秀当年到北大任职，既无头衔、又无教学经历，还要带《新青年》同来，却“拗不过”蔡元培的力邀，于是答应“试干三个月”，胜任则继续，不胜任就回沪办刊。

而这一切就发生在蔡元培任北大校长仅仅十天之后。从那之后，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这一个个响亮的名字或“转正”、或“升职”、或“加盟”，出现在蔡元培的“团队”名单中。因为鲁迅是教育部的公务员，按照规定不可以到大学任教，虽然周作人是经他推荐进入北大的，自己却直到1920年才获得兼职机会。

周作人是鲁迅之弟，钱玄同是陈独秀的得力助手，于是周、钱二人就成了陈独秀与鲁迅之间的牵线人。有谁能想到，《新青年》这份陈独秀的“私家”刊物，本来是吸引人才的附加条件，却未料到反倒成了一批知识分子、文化名人的聚集之地。对社会公众来说，与其说这些人都是北大的，不如说他们都是《新青年》的。这不，热心的编辑钱玄同就上门来找鲁迅了。

据说那时节钱玄同总往绍兴会馆跑，目的就是向鲁迅约稿。比如1917年8月9日这天，鲁迅日记记述北京城“大热”，而“下午钱中季（即钱玄同—本文注）来谈，至夜分去。”这个月的27日，又有“晚钱中季来。夜大风雨。”9月份虽然不见钱玄同到访，但28日和29日却记有二人书信往来。到了10月8日、13晚上，又有“钱玄同来”。

到了年末的12月23日，那一天是个星期日，鲁迅同二弟周作人到“留黎厂”（今通作琉璃厂）买了一堆古碑拓片及墓志铭等等，又去喝茶吃饭，且买了自己喜欢的甜点“饼饵少许而归”。日暮之后，又有“晚钱玄同来谈”。“来谈”，就很正式了吧。我猜想说不定，这就是认真来谈稿的那一次。

一直到1918年2月9日、23日，3月2日，均有钱玄同来访的记录。直到4月5日，“晚钱玄同、刘半农来”。钱、刘二人同来甚为隆重，这一次应该是来取稿的，因为此后一直到作品发表，鲁迅日记里，并不见有寄稿或信给钱玄同的记录。从上一年夏夜开始的频繁而“来”，到年末的“来谈”，再到年后的来催，及至4月5日携刘半农来取，钱玄同可谓是现代以来最好的、值得今天的同行业者学习的优秀编辑。

当然，无疑是陈独秀的好帮手、好助理。钱玄同后来回忆说：“我十分赞同（陈）仲甫所办的《新青年》杂志，愿意给它当一名摇旗呐喊的小卒，我以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海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七年一月起，就有启明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