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史上耳熟能详的六国饭店，怎么建的？怎么消失的？在今天哪里
六国饭店，这个昔日北平城中的繁华地标，如今已成为历史长河中的一段回忆。它的产生、发展和消失，都与中国近代史紧密相连，见证了许多重大事件和人物。
六国饭店的由来
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战败了，根据1860年签订的《天津条约》的约定，英、法、美、俄四国公使先后入驻东江米巷，其他各国也相继在此建立使馆。1900年义和团运动之后，根据《辛丑条约》，东江米巷改名为东交民巷了，随后，就在这里陆陆续续建立了一大批外国银行、邮局、医院等西式建筑。六国饭店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建立的。
“六国饭店”并非是因为六国投资改建而得名。实际上，六国饭店指的是“Peking Grand Hotel des Wagons-Lits”（北京瓦贡里饭店），是由当时著名的“瓦贡里”公司（Compagnie desWagons-Lits）建立的，该公司成立于1872年，创始人是比利时人乔治·纳格尔。该公司的主打业务是长途国际铁路运输，经营自己的豪华列车，最著名的是东方快车和蓝色列车。此后，该公司又将“豪华”理念应用到集住宿、餐饮、娱乐于一体的宾馆饭店的建设中，于是乎，位于中国使馆区的“六国饭店”诞生了，1905年建成投用，成为北京内城规模最大的综合性饭店，“乃北京最壮美建筑物，房费一日八美元”。
六国饭店在国内早期的报端中被音译为“瓦冈利饭店”“瓦贡里饭店”“定哇罔斯利慈饭店”，也意译为“卧车饭店”。国人根据其坐落在使馆区和与之相称的豪华与排场，称其为“六国饭店”或“各国饭店”，“六国饭店”则是最为时人接受的称呼而被延续了下来。
20世纪初的六国饭店
六国饭店里发生的大事
六国饭店在京城中独具光彩，除了在规模和经营范围上的优势外，依照不平等条约，中国政府无权干涉六国饭店的经营，也不得到此抓人，因此六国饭店也成为各方人士的避难所。
以往我们熟知的六国饭店故事，往往都是发生在民国时期。只因该饭店正式起用时已是清末，到1912年2月清帝逊位时，该饭店才建立不足10年。而实际上，清末的六国饭店也发生了不少耐人寻味的故事。它建成后，很快便成为东交民巷使馆区的重要社交场所，为近代中国各种政治活动提供了空间。清末发生的各类外交、政治、经济事件，多多少少都和六国饭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诸如中外条约的签订及借款的洽谈、招待各国来使和国外团体、考察及筹办宪政、接待各省请愿代表、帝国主义在我国利权的争夺等，很多都在六国饭店内进行。
众所周知，《马关条约》的签订，一方面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领土的野心，各国竞相租借港湾和划分势力范围，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另一方面使共同争夺辽东半岛利权的日本和沙俄的矛盾日益加深。战后，日俄两国也就双方在中国的利益分配多次与中方交涉。从1905年到1911年，国内报刊多次留下了日本、沙皇俄国与清政府在六国饭店内进行交涉的记载。如光绪三十二年（1906），日本特派来华使臣入住六国饭店，每天与中外王公大员应酬；日本人回国之前又在六国饭店大摆筵席，宴请清廷的王公大臣，总税务司赫德、副税务司布列敦及日本驻华官员也列席作陪。日本人临走前，清廷大员们还纷纷赠送礼物：“醇亲王赠瓷瓶一对、书一卷，振贝子王文韶戴尚书赠挂瓶、瓷瓶各一对……”极尽敦邻“友好”之事。
满足了日本帝国主义，沙皇俄国的要求又纷至沓来。1911年前后，沙皇俄国多次非法越界侵占中国领土，中俄双方经过反复交涉后即将达成协议，这时即有某外国驻京公使等提议，以中俄两国交涉完毕，现已“言归于好、和平了结”为由，打算在六国饭店宴请中国外务部诸官员及驻京俄使，“开筵畅饮，以敦睦谊，且表欢忱”。此举正中外务部官员下怀，遂急忙赶去六国饭店，早早筹备起来。对此，时评一针见血地指出外务部官员筹办六国饭店盛宴，是装作“和事佬”，幻想可以“杯酒弭兵”。然而，帝国主义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侵略的狼子野心，又岂能是几顿盛宴可以缓和！
宣统元年三月十二日（1909年5月1日）是光绪帝梓宫奉移于崇陵之日，各国均派遣专使来京恭送。清廷为了接待列国“大佬”，专门拟定《接待各国大使事宜》，第五条内容是“租六国饭店房屋为专使驻所”，接待时长为九天，：自三月初六日至十五日止，专使们在六国饭店的餐饮消费均由外务部买单。
六国饭店在其存在的几十年里，见证了许多重大事件和人物。其中最著名的是1933年发生的张敬尧暗杀案，此案很有戏剧性。下面就详细说一说。
当时，过气军阀张敬尧投靠了伪满洲国，被任命为平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他潜入北京，秘密住进六国饭店，谋划要联络旧部，在华北进行军事政变。
5月4日，军统局北平特派员郑介民向“北平站”及“天津站”传达了北平最高军政当局下达的制裁令，要求在一周内刺杀张敬尧。
北平站的负责人陈恭澍回忆说：“这是一道突如其来的紧急制裁令，事前毫无准备的行动任务，乍听之下，顿时茫然失措，大有手足无措之感。”
因为在当时，军统在北平的成员，只有北平站的负责人陈恭澍及他的部下杨英、戚南谱、白世维、王云孙，还有天津站的负责人王天木。这些人中，除了王天木有一定的特工基础外，其余的都是赶鸭子上架，半路出家。
几个人聚到一起，硬着头皮制定了行动方案，由白世维扮作王天木的跟班，先到六国饭店去现场勘查，摸摸情况。
六国饭店坐东朝西，进门是一个旋转门，地上铺着红地毯。一楼是大厅,有长长的前台。由于只有四层，没有装电梯。上楼的台阶，宽宽的能走4个人。在二楼的通道口,摆着一张小桌，有茶房在那值班，随时听侯客人的呼唤。茶房介绍说，三楼与二楼的格局相同，但是四楼却是给常客使用，房间价钱及布局都不一样。
六国饭店内部：一楼大厅
由于怕打草惊蛇，王天木、白世维不敢上到三楼或四楼去看，只能呆在一楼大堂暗暗观察。就这样连续干了四天，没有什么发现。
到了第四天中午，王天木及白世维打算去吃午饭时，转机突然出现：他们遇到一位做西服的熟人应掌柜，从楼上走了下来。
王天木立刻迎上去打招呼，应掌柜随口说:“他做了两套衣服，我今天来试样。”同时用手在下巴颏儿比划了一下。
就这么一比划，王天木如闻惊雷，但他不露声色。
原来，张敬尧的下巴上就长着一撮毛，所以王天木判断应掌柜是在给张敬尧做西服。在饭店里人多眼杂，他不便详细询问。
王天木、白世雄立刻找到陈恭澍，三个人一起来到“应元泰西服店”。
应掌柜以为他们来定做西服，没等三个人开口，就说自己太忙了，现在正在给张敬尧做衣服，而且必须要在两天内做完，因为张敬尧两天后就要离开北平。
应掌柜还透露张敬尧住在三楼，包了三间房，他的副官及参谋长也在一起住。
张敬尧的踪迹，就这么无意中得到了。
由于当时“北平站”只有一把手枪（白世雄佩戴），而他们要对付的却是三位职业军人，陈恭澍担心白世维一个人力量太单薄，于是找到部下戚南谱，希望他能尽快弄到一支枪。戚南谱说，现在哪里搞得到枪!还是买把刀吧。这样，戚南谱也成为刺客之一。
第二天是5月7日（接受任务后的第五天），一大早，几个人凑到一起，再次商量刺杀方案。由于还是担心力量悬殊，王天木建议由他夫人到天津去接一位江湖杀手过来，等那人过来后，由几位刺客去敲三楼张敬尧等人的门，到时就好动手。或者等应掌柜去给张敬尧送西服时，破门而入，实施刺杀。
几个人计划好后，王天木的妻子上了回天津的火车。王天木与白世维则回六国饭店，为将要到来的刺客预订房间。
谁知当天下午将近一点时，正在吃饭的陈恭澍突然接到电话,电话里白世雄说:咱的活儿干完了!
陈恭澍不相信，用手猛掐自己的耳朵，以为听错了。怎么回事!?
原来，回到六国饭店的王天木与白世维，为今晚要来的刺客预订房间。本来想预定一间三楼的，前台却说三楼都住满了，只有二楼才有空房。
两人老大不情愿，跟着前台来到二楼看房间。
在走廊里走着时，正好路过一间客房敞着门。王天木随意瞟了一眼，见里面有个人坐在床沿，正看着窗外，若有所思的模样。
此人长方脸，鼻端高,两腮瘦削，留着两撇小胡子，下巴额儿底下还有一撮长毛，这不正是张敬尧吗!
王天木用手悄悄捅了白世维一下，使了个眼色，低声说:“嗯，就他。”然后快步走向楼梯口，以便警戒楼上楼下再来人。
白世维立刻也心领神会，从长袍底下掏出手枪，两步跨进房门，朝着正想站起来的张敬尧的胸部连开三枪，枪枪命中。接着，也跑向楼梯口,俩人飞也似冲出六国饭店，转眼淹没在人流中。
原来，张敬尧本来在三楼租有三间房,三个人每人一间，但他有烟瘾，又不愿被人打扰，所以就在二楼另外要了一小间。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等到他过完烟瘾，倒成了枪下之鬼。
另外，张学良易帜，有关各方就是在六国饭店开展谈判的；著名报人邵飘萍被人诱骗，走出了六国饭店，才被枪杀；北大校长蒋梦麟被北洋军阀列入黑名单，他在六国饭店内躲了三个月。
六国饭店的消失
1945年日本投降，六国饭店曾是美国军官驻地。
1949年北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时，曾在六国饭店门前通过。六国饭店也曾是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代表的驻地。
解放后，六国饭店改为外交部招待所，1988年8月5日10时30分发生火灾，烧毁该招待所(六层建筑)的礼堂、部分客房和餐厅，烧死1人，损失折款44.7万余元。
这起火灾，是因电焊工施工人员在地下室用切割机切割通风管道时，引燃通风管道外侧的三合板造成的。电焊工是一个来自京郊的农民工，没有受过任何的防火安全教育。他在法庭上辩称，他是来自乡下，不懂城里人盖房子还要防火的规矩，只知卖力气挣钱，不知道怎样干活才能安全，决无存心惹事之意。请求政府对他宽大处理。最后，他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
火灾后有人提议在原址上重建六国饭店，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提议并未落实。如今，六国饭店的原址上已经建起了新的建筑——华风宾馆，而六国饭店的历史则只能通过资料和回忆来追寻了。
参考资料：
《清末六国饭店风云》李 璜
《张敬尧案——民国杀案系列之八》巍子
《北京六国饭店是怎样消失的》王铭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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