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那位变法风云的政治家,一度成为秦国的权臣。然而,随着秦孝公的逝世,商鞅的历史使命也宣告结束。在《战国策》中,记载着孝公在位八年,身患重病且无法起身,心愿传位给商鞅,但商鞅婉拒了这一荣誉。这一切发生在孝公去世后,由惠王继位,商君告别政坛。这一场面让人不禁思索,孝公的意图究竟是什么?他将位子传给商鞅,是在向儿子发出信号,暗示商鞅谋反呢?还是在提醒商鞅自己行将就木,希望他及早离去?
商鞅面临着巨大的困境。商鞅原本认为,他可以接手孝公的遗志,将新法继续发扬光大。然而,命运给了他意外的打击。在孝公去世后,曾受过新法制裁的一些公子贵族,特别是以公子虔为首的一群人,立即站了出来,指责商鞅谋反。商鞅陷入了困境,被迫逃亡。无法提供身份证明,无法在店铺找到落脚之地,他最终逃到了魏国。然而,魏国将他视为死敌,又因不敢得罪秦国而拒绝让他入境。商鞅只好回到自己的封地商邑,组织商邑的士兵进攻郑县。然而,惠文王的军队出现在了商鞅的面前。一邑之兵如何抵挡整个国家的军队呢?商鞅在郑地的黾池遭遇兵败,最终被杀,以“五马分尸”示众。
商鞅的悲惨结局并非偶然,早在他兴办变法之初,就有人警告过他。《史记·商君列传》中,赵良曾对商鞅说:“君尚将贪商、於之富,宠秦国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他预言商鞅在孝公去世后将会面临危险,但商鞅或许并未真正认识到这一点。孝公之死,使得秦国贵族们迅速展开指责商鞅的攻势。商鞅几乎陷入绝境,无处可逃。商鞅的处境也是历史的必然,因为他在变法过程中得罪了太多人。赵良指出,商鞅贪图富贵,宠信秦国之教,却积压了百姓的怨恨。一旦孝公不再立朝,秦国就可能放弃商鞅。事实上,惠文王第一时间就对商鞅动了杀机。然而,他选择了用商鞅的法治秦国,使得秦国在他手中快速前进。
为何惠文王要杀其人而用其法呢?在《战国策》中,有人向惠王提出:“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危。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为主,大王更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仇也,愿大王图之。”这其中涉及一群不明确的人,但他们共同认为商鞅的法治是国家的危险。商君归国后,被惠王采取了车裂之刑,而秦国百姓并未表现出对他的怜悯。商鞅的结局或许是历史的必然,因为有一些人认为商鞅变法虽然让秦国变得富强,但也使得商君本人成为了威胁。
在商鞅变法的过程中,他的改革得罪了许多人。他富国强兵的政策虽然促进了国家的繁荣,但却惹怒了原有的贵族阶层。商鞅本人也过于高调,使得他成为众矢之的。然而,商鞅的抱负并未因此而停滞。在魏国蛰伏多年后,他期待着在那里得到认可,但仍然饱受排斥。这或许是商鞅心中的一块遗憾,也是他难以释怀的事实。在他看来,商鞅并不认同那些贵族对他的指责,认为自己依旧可以在政治舞台上大展宏图。
商鞅最终逃回自己的封地商邑,试图组织士兵进攻郑县,却在惠文王的军队面前节节败退。这场败局成为他一生的终结,以“五马分尸”的惨状示人。商鞅的悲剧归根结底是因为孝公的去世,他失去了支持者,无法在政治舞台上继续闯荡。而他逃亡的过程中,虽有封地商邑,但也因为政治迫害而无法成为他的安身之地。商鞅的结局既是他个人抱负的失败,也是秦国政治环境的变迁导致的必然结果。
商鞅的悲惨结局并非个例,他成为了时代变革中的一名牺牲品。他的变法在当时或许引起了一些争议,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秦国崛起的基础。尽管商鞅本人未能享受到这一成果,但他的政治理念却在后来的秦国君主手中得到了延续。这或许可以看作商鞅个人命运的转折,却为秦国的崛起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