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顺治年间，来自湖州府南浔镇的民间富家学子庄廷鑨（long）因主持编撰《明史辑略》，而被朝廷定义为反书，从而给自己的家族以及所有参与编书的人员带来了一场灾难。

这场事件的涉及人员众多，有七十多人分别被处以凌迟、斩首或绞刑，还有一千余人或被处罚，或被流放，就连已经死去的人员也要从坟墓里挖出来惩罚。

这就是清朝历史上著名的“庄廷鑨明史案”，其影响之深，量刑之重，令人瞠目结舌。

由庄廷鑨编撰《明史辑略》而引起来的这场惨案，堪称清朝建国以来的第一宗文字狱，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一起让人震惊的冤案。

正当人们满怀期待地等待《明史辑略》出版的时候，庄廷鑨却突然身患重病离开人世，同时也给《明史辑略》的出版蒙上了一层阴影。

为了完成庄廷鑨的遗愿，庄允诚决定放下手里的所有事情，代替儿子继续进行《明史辑略》的修订工作。

不仅如此，庄允诚还专门找到当地富有名望的李令皙，邀请他为《明史辑略》作序。

在庄允诚的带领下，经过一年的辛苦劳作，一部描绘明朝始末的史书《明史辑略》终于大功告成。

在《明史辑略》作者的署名上面，庄允诚将儿子庄廷鑨列为总编，内容当中除了加入李令皙作的序言之外，还增加了文稿作者朱国祯去世以后崇祯年间的那段历史。

除此以外，《明史辑略》大多沿用朱国祯所写的文稿言语，只是修改为“朱史氏曰”的称法。另外，为了体现出来总编庄廷鑨的功劳，内容里面有的地方直接写上“庄廷鑨曰”。

庄允诚不惜耗费巨资，马上开始紧锣密鼓的印刷工作，总共历时五年的时间，直到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冬天才正式出版问世。

庄廷鑨

《明史辑略》详细记述了明朝的全部历史，全套丛书共有一百多卷，在当时来说堪称是一部史书巨著。

为了进一步提高《明史辑略》的价值，庄允诚在没有征得查继佐、陆圻和范骧的同意下，私自把他们三人的名字列为参阅者。

《明史辑略》刚一出版，就成为了各个书店的畅销书籍，凡是看过这本史书的人，无不为之赞美。

但是，庄允诚哪里能够知道，他的行为已经触动了清朝政府敏感的神经。

正当庄允诚感到欣慰的时候，查继佐、陆圻和范骧发起的一场风波，成为了“庄廷鑨明史案”的导火索，从而引起了一场惨烈的杀戮。

有一次，周亮工在阅读《明史辑略》的时候，突然发现书中有一些清朝政府忌讳的词汇。由于他曾经担任过明朝末期的官员，对政治的事情十分敏感，他认为这件事情非同小可。

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十二月，在周亮工的支持和鼓励下，查继佐、陆圻和范骧一起来到浙江按察司进行检举揭发，声称《明史辑略》与自己无关。

浙江按察司的官员嵇永福认为，这件事情事关重大，于是就拿着检举信去见浙江学道胡尚衡。胡尚衡看完这封检举信，对嵇永福说道：“文章之事，何必存案，若兹事体大，那就你们解决吧！”

嵇永福当即命令湖州府学进行核查，然后再汇报给浙江学道。

时任湖州府学教谕赵君宋拿到批示，马上开始行动起来，由此揭开了《明史辑略》文字狱惨案的序幕。

接到上级的命令，赵君宋表现得十分积极，立即派人前往书店买来一套《明史辑略》，在家里仔细审读，以求从内容中寻找蛛丝马迹。

通过一番审读，赵君宋终于找到了几十条大逆不道的词汇，以及称谓和评论，于是立刻上报给浙江学道胡尚衡。

正当赵君宋展开调查的同时，消息传到了庄允诚的耳朵里，庄允诚对此事感到十分震惊，他毕竟拥有几十年的从商经验，企图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将此事压下去。

通过一番贿赂，庄允诚将从书店收回的《明史辑略》中禁忌的文字，重新做出了修改，随后又发往各地的书店进行销售。

为了避免再次节外生枝，庄允诚亲自带着大量的金银珠宝，以及修改之后的《明史辑略》，前往京城拜访北京通政司衙门、礼部和都察院。

北京通政司衙门、礼部和都察院收到庄允诚的贿赂之后，详细审阅了新版《明史辑略》的内容，并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当的词汇，默认《明史辑略》可以在市场上继续售卖。

正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湖州府推官李焕给《明史辑略》判定了一个“既经部院检查，便非逆书”的官方结论。

有了李焕的这个鉴定结论，相当于取得了《明史辑略》的合法经营权，庄允诚心中的那块石头终于可以放下了。

然而，庄允诚还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明史辑略》的事情早就闹得沸沸扬扬，由此引发的危机远远没有结束，反而是愈演愈烈。

就在这个时候，刚刚出狱不久的前任浙江督粮道李廷枢，因为朝廷还在追缴入狱之前的赃款，他就四处寻找发财的机会。

李廷枢认为，这是一次升官发财的绝佳机会，便汇报给时任湖州知府陈永命。他拿着《明史辑略》交给陈永命，并指出了书中的不当词汇。

经过秘密协商，庄允诚和陈永命之间达成了一笔交易，陈永命收受庄允诚贿赂的三千两银子，并把《明史辑略》的刻版全部销毁，才算把这件事情压了下来。

而李廷枢原本想要利用这件事情，从陈永命那里分得一份功劳，但陈永命只顾着自己敛财，全然不管李廷枢。

于是，李廷枢想到了和他曾经一起入狱的狱友，也就是前任归安知县吴之荣。

在李廷枢的眼里看来，吴之荣是一个诡计多端的敲诈高手，有了吴之荣的帮助，就一定能够赚取更多的钱财。

直到这个时候，“庄廷鑨明史案”的真正主角才正式登场，使得原本已经平静的事件再次风云突变。

吴之荣带着《明史辑略》前往庄允诚的家里，他对庄允诚说：“这个史书虽然修订不易，但是书中存在一些禁忌文字，可能会给你惹来风波，不如花钱买个清静。”

《明史辑略》

面对吴之荣的敲诈勒索，庄允诚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直接让人送客。

庄允诚之所以不惧怕吴之荣的威胁，因为他不相信吴之荣这个小人物能够掀起多大的风浪，况且自己已经买通了北京通政司衙门、礼部和都察院，朝廷又有人照应着，自然是有恃无恐了。

吴之荣出师不利，便开始实施第二套方案，他曾经担任过归安知县，深知官场上的规矩，凡是要向朝廷奏事，必须要由将军领衔才行。

吴之荣干脆直接奔赴杭州，将《明史辑略》和举报信呈递给镇守浙江的杭州将军松魁，幕府师爷程维藩接待了他。

见此情景，程维藩连夜赶往湖州府南浔镇，将这件事情告诉给了庄允诚，还帮忙出谋划策，嘱咐庄允诚尽快想出应对之策。

剧中的吴之荣

庄允诚一刻也不敢耽搁，果断采取行动，并派人联络他曾经的好友湖州府学生徐典和松江提督梁化凤。

庄允诚准备了一千两银子，委托徐典出面送给梁化凤。看到昔日的恩人有事相求，梁化凤同意帮忙，就马上写一封信向松魁说情。

除此之外，庄允诚又在适当的时机给杭州将军松魁送去了一批银子。松魁拿到了好处，吴之荣举报《明史辑略》的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

当吴之荣再次翻阅《明史辑略》的时候，突然看到了版面上“清美堂”三个字，他的脑海里又浮现了一个计谋。原来，《明史辑略》版面上的“清美堂”三个字，正好对应南浔当地的另外一家富豪朱佑明家里门厅的牌匾名字。

朱佑明是庄允诚的亲家，庄允诚的儿子庄廷筑娶了朱佑明的女儿，就在庄廷鑨决心编撰《明史辑略》的时候，朱佑明还拿出不少银子作为赞助，并要求在书籍的版面上刻上“清美堂”三个字，以此来显示自己的功劳。

因此，吴之荣想要狠狠敲诈朱佑明一笔钱财。

可是，吴之荣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当得知了他的来意之后，朱佑明说话的语气更加强硬，一点面子也不给他，并让人把他轰了出去。

先后经历三个回合，吴之荣都是以失败告终，让他的颜面荡然无存。

为了避免吴之荣三番两次的敲诈勒索，庄允诚和朱佑明经过商议，决定先发制人，一定不能轻饶了吴之荣。

庄允诚来到湖州巡道衙门，向湖州巡道张武烈送上了大量银子，要求严惩吴之荣。

其实，吴之荣在湖州境内多次进行敲诈勒索，张武烈早就略有所闻，这次索性好好惩治一下吴之荣。

没过几天，巡道张武烈就对吴之荣下发了通知，要求吴之荣必须在五天之内离开湖州。

对此，吴之荣更加恼羞成怒，贼心不死的他暗暗发誓，一定要将庄允诚和朱佑明置于死地。

虽然书店里面正在销售的《明史辑略》，全部都是经过修改之后的版本，但吴之荣还是想法设法找到了一本最初修订的版本，从头到尾仔细审阅了一遍，还把其中所有禁忌的词汇一个一个标记出来。

当吴之荣看到《明史辑略》资料来源的时候，提到了原作者朱国祯，而在内容当中却是以“朱史氏”相称，他就抓住这个把柄，从中大做文章，随即把“朱史氏”认定为朱佑明。

不仅如此，为了挽回自己的颜面，吴之荣只想重点打击庄家和朱家，他也不想牵连到其他人，于是就把这本《明史辑略》的序文和所有参与修订人员名单的那一页撕去，只留下总编庄廷鑨的名字。

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8月，一切准备就绪，吴之荣才把这本《明史辑略》和一封举报信直接呈递给刑部。

此时的刑部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立即汇报给康熙皇帝身旁的“顾命四大臣”（鳌拜、索尼、苏克萨哈和遏必隆）。

鳌拜对此事非常重视，他马上派出刑部侍郎罗多担任钦差大臣，即刻奔赴浙江，彻底调查这起案件。

接到鳌拜的命令，罗多很快赶到了湖州府南浔镇，把庄允诚和朱佑明逮捕起来，押解至湖州巡抚衙门。

这一年的10月，在钦差大臣罗多的押解下，庄允诚和朱佑明被押解到了京城，交给刑部进行审讯。

尽管刑部安排庄允诚与吴之荣当堂对质，但对于庄允诚的申辩，刑部的官员根本漠不关心。他们只是想让庄允诚承认是否编写《明史辑略》一书，并在认罪书上签字画押。

庄允诚坚决不肯签字画押，自然就遭来一顿毒打，由于在监狱中受到的折磨与煎熬，此时的他年事已高，再也忍受不住笞杖，最终于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死去。

朱佑明的遭遇与庄允诚一样，自然少不了一番严刑拷打，吴之荣一口咬定《明史辑略》中的“朱史氏”就是朱佑明，这让他百口难辩。

庆幸的是，通过金钱的贿赂，朱佑明得以离开严酷的刑部监狱，又被押回了杭州监狱，与湖州府学教谕赵君宋关在了一起。

赵君宋是最早揭发《明史辑略》的涉案人员之一，也被牵连入狱，但罪不至死。朱佑明对他说：“如果你能够把我救出监狱，我愿意分给你家里的一半家产。”

像赵君宋这样善于投机取巧的人，自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发财的机会，面对如此大的诱惑，他当即表示说：“我一定尽力救你出去。”

赵君宋心里知道，《明史辑略》中“朱史氏”就是朱佑明的证据，是吴之荣后来添加上去的。而当初自己购买的原版《明史辑略》，根本没有这句，只要找出原版书籍，就可以推翻吴之荣的指控。

第二天，赵君宋在士兵的押解下，回到家里找到那本《明史辑略》。经过与吴之荣动过手脚的《明史辑略》进行对比，果然有许多不同之处。

而吴之荣曾经也在官场上摸爬滚打了那么多年，做起事来老奸巨猾，眼看自己将要处于劣势，他就一口咬定自己的《明史辑略》才是真的，赵君宋的那本《明史辑略》则是被人动过手脚。

除此之外，吴之荣还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他说：“如果朱佑明与《明史辑略》没有关系，那么版面上的‘清美堂’三个字，为什么会与朱家门厅悬挂的牌匾一致呢！”

官差马上派人来到朱家进行核实，看到门厅牌匾上面的字果然是“清美堂”，这下朱佑明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赵君宋本来想替朱佑明证明无罪，既可以得到一半家产，又可以重新获得自由。可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他不但没有救了自己，还因为窝藏反书而被打入了死牢。

然而，朱佑明仍然心有不甘，他相信金钱能够摆平一切。正是因为他的这一举动，反而把更多的人员牵涉了进来。

于是，朱佑明想到了时任浙江巡抚朱昌祚。

朱佑明心想，朱昌祚的官职更高，权力更大，或许能够营救自己出去。他委托亲戚首先找到朱昌祚的朋友龚廷元，让龚廷元出面贿赂朱昌祚。

浙江巡抚朱昌祚也是一个爽快的人，他告诉龚廷元说：“前后打点需要五万两银子，我一定会从轻处罚，最多只是流放，而且不会流放太远，更不会牵连朱佑明的家人。”

听到朱昌祚要价五万两银子，朱佑明觉得太高了，凑巧的是，他的亲戚说：“我与杭州城南的满人图赖有些交情，他手里掌握大权，而且跟京城派来的两个钦差大臣关系很好，自然要比朱昌祚更加靠谱，花费也不会高于五万两。”

听完这番话，朱佑明心动了，他决定放弃贿赂朱昌祚，转而选择图赖这个救命稻草。

半个月过去了，朱昌祚还是没有等到朱佑明的回话，便让龚廷元前去打听。这才知道，朱佑明已经不用自己了，顿时恼羞成怒，发誓要给报复朱佑明。

事实上，即使朱佑明拿出了五万两银子，朱昌祚也未必能够救他，因为这起案件最终是由刑部审讯定案，就连朱昌祚本人也涉及其中，差点自身难保。

最终的结果是，不仅谁都没有保住朱佑明，反而让所有参与修书的人员全部押入了死牢。

但是，案件还远远没有结束，随着案情一步步浮出水面，那些曾经借助此案索取贿赂的各地官员，也被牵扯了进来。

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正月，鳌拜再次派出两位钦差大臣和大批军队赶赴杭州，与杭州巡抚商谈具体的行动计划。经过一番讨论，他们决定，凡是与《明史辑略》有牵连的所有人员，一律满门抓捕，并制订出了一套详尽的抓捕方案。

随着钦差大臣的一声令下，清朝历史上因为文字而引起的大规模抓捕行动，开始正式上演。

这一年的正月二十二日，为《明史辑略》撰写序文的作者李令皙，他此时正在湖州的家里与好友共庆春节。几百名士兵突然将这里包围了起来，李令皙的家人和前来拜年的好友共计一百余人，全部遭到逮捕。

而庄廷鑨的同胞兄弟庄廷钺，正好从京城返回南浔，与另外四个兄弟一起被抓进死牢。

这场突如其来的抓捕行动，整整持续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一时间轰动了湖州府，尤其是南浔镇。即使不在湖州的涉案人员，也都被一一捉拿归案，总人数共计两千多人，大都关押在杭州虎林军的监狱。

而镇守浙江的杭州将军松魁，曾经因为收钱而放过庄允诚，也因此受到牵连，被逮捕后押往京城的刑部。

在审讯中，松魁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程维藩的身上，惊慌失措的程维藩全盘托出了松江提督梁化凤，并拿出了梁化凤曾经写给松魁的信件。

刑部对此非常重视，马上派人赶往松江抓捕梁化凤。

眼看事情越闹越大，梁化凤自知难以脱身，他就死不认账，坚决不承认那封信是自己写的，还声称自己是遭人陷害。

两位钦差大臣也没有其他办法，又无法对身为松江提督的梁化凤动用刑罚，只好当堂进行字迹比对。经过梁化凤的一阵暗箱操作，鉴定的结果果然与程维藩的那封信上的字迹不同，说明梁化凤摆脱了嫌疑。

梁化凤

虽然对这个结果有些怀疑，但又没有确凿的证据，两位钦差大臣只好请示“顾命四大臣”。

由于当时江南地区的反清活动还很猖獗，梁化凤在军队中拥有很高的威望，还需要他稳定江南。因此，鳌拜等“顾命四大臣”经过商议，让年幼的康熙皇帝颁布圣旨，宣布梁化凤是被诬陷的。

而杭州将军松魁因为是满人，考虑到他的身份，刑部最后以“因满人不识汉字”为由，免于一死，仅仅革去了他的官职。

至此，《明史辑略》的案件基本审理完毕，两位钦差大臣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上报给“顾命四大臣”，接下来就是如何为上千余人的涉案人员定罪。

因为吴之荣的一再告发，让《明史辑略》一案逐渐演变成了震动朝野的文字狱大案。

而朝廷之所以如此重视这起案件，甚至不惜大动干戈，主要是因为《明史辑略》中存在以下不当之处：

1.书中对于明朝的灭亡感到惋惜，而对于后金（清朝的前身）的失败喜形于色，作者明显是偏向于明朝的一方；

2.书中对直接称呼后金开创者努尔哈赤的名字，不加尊称，在当时来说，这可是一件大不敬的罪名；

3.努尔哈赤在辽东的崛起，书中说是“滋患”，清廷的记载是“龙兴”，清朝政府当然不会高兴；

4.书中把清朝统治者和八旗士兵称为“贼、夷”，把投降清朝的明朝旧臣尚可喜和耿仲明称为“尚贼”和“耿贼”。

5.书中有的地方沿用明朝灭亡之后的南明政权的年号，即使是清朝的事迹依然沿用“后金”一词代替。

其实，《明史辑略》中出现违禁词汇，因为这本史书主要依据来源就是朱国祯编写的明史文稿，而朱国祯本身就是明朝大臣，他自然要站在明朝的立场上来编写。

在“顾命四大臣”的眼里看来，《明史辑略》这样的反书，就是对清朝政府的大不敬，不镇压不足以显示朝廷的权威。

刑部的官员为了邀功请赏，把一些毫无关系的人员也都一一罗织罪名，彻底将这起案件演变成了一个文字狱惨案，众多无辜人员成为了刀下冤魂。

最终，刑部判决朱佑明、庄廷钺和李令皙凌迟处死，他们的家属则被发配流放到遥远的盛京（如今的辽宁沈阳），终身不得离开。

除了朱家、庄家的家属以外，就连参与刻版的，装订的，印刷的，售卖的，以及收藏有这本书籍的，也都要判处死刑，家里的财产一律没收。不仅如此，他们的男性家属只要年满十五岁以上，也要判处死刑，女性家属则要发配到东北的宁古塔为奴，情节较轻的也要卖到富商家里做丫鬟。

然而，对于庄允诚和《明史辑略》的总编庄廷鑨，虽然他们父子两人已经死去，依然无法逃脱制裁。

刑部下令，将庄允诚和庄廷鑨的尸体从坟墓中挖出来，吊在杭州的城墙上示众三个月，还把尸体进行了分解，然后抛入护城河之中。

庄允诚的儿女亲家朱佑明被凌迟处死以后，他的妻子许氏吞金自杀，三个儿子朱念绍、朱彦绍和朱克绍，以及侄子朱绎先均被斩首。

参与修书的十八位名士当中，除了董二酉已经病逝之外，已经出家为僧的张寯（jun）、参与修书没多久就离开的蒋麟征和茅元铭、吴之镛、吴之铭等十七人，全部都被斩首，他们的家人也都被流放。

董二酉的尸体从墓中挖了出来，肢解成了三十六块。

李令皙也是一个非常有骨气的人，《明史辑略》的序文实际上是他的好友陶铸代写的，但他至死都没有把陶铸供出。

李令皙的四个儿子当中，幼子刚刚年满十六岁，出于同情，审讯官故意让他减小一岁，这样就可以逃脱死刑，但他却义正辞严地说：“我的父亲和三位兄长都在九泉之下，我怎么能够一个人苟且偷生”，从而与家人一起慷慨赴死。

在这些惨遭杀戮的人员当中，自然也有许多无辜冤枉的人员，例如刻字工汤达甫、印刷工李祥甫等等。

当时苏州太湖边有一个名叫李继白的小官，他一生爱书如命，家里收藏了大量的书籍。听说苏州的书店有刚出版的《明史辑略》，他由于公务繁忙，就委派仆人前去购买。就在书店老板陈德儒向仆人介绍《明史辑略》的时候，一位老人进来帮助仆人讨价还价。

刑部实施抓捕行动的时候，李继白正在北京办事，当即就被逮捕斩首，而仆人和书店老板陈德儒被押回杭州处斩。那位帮忙讨价还价的老人已经年满七十岁，因此才免于一死，与家人一起被流放到了三千里以外的边疆地区。

直到这个时候，清朝政府的屠刀依然没有停止杀戮，曾经因为此事收受贿赂的官员，一样不能逃脱罪责。

湖州府学教谕赵君宋以“私藏反书，久不上缴”的罪名，被判处斩首。

前任湖州知府陈永命于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就被罢官返乡，听说《明史辑略》一案越闹越大，他自知难逃此劫，于是上吊自杀。但是，他的棺材依然被押往杭州，还从棺材中把他的遗体拉了出来，被肢解成三十六块。

陈永命的弟弟陈永赖当时担任江宁知县，也以“隐逆罪”的罪名，被判处斩刑。

新上任的湖州知府谭希闵，刚刚才上人不到一个月，在全然不知情的情况下，就以“隐逆罪”的罪名，被判处绞刑。

浙江巡抚朱昌祚被逮捕的同时，急忙贿赂刑部的审讯官员，并把责任全部推到赵君宋的身上，才得以保全性命。

浙江学道胡尚衡、松江提督梁化凤和浙江巡道张武烈等人，也靠着重金行贿，才免于一死。

在这场残酷的杀戮之中，查继佐、范骧和陆圻三人则显得有些特殊，他们的名字虽然被庄允诚写进了《明史辑略》当中，但同时也是这期案件最早的检举者。

根据史料中的相关记载，查继佐、范骧和陆圻作为《明史辑略》的参阅者，也被逮捕入狱。就连他们三人的家人也未能幸免，上至七十多岁的老母，下至嗷嗷待哺的婴儿，三家人数总共有一百六十七人。

查继佐、范骧和陆圻先被押至北京，后来又押回杭州，经历了半年多的时间，最后才宣布无罪释放。

他们三人的获救出狱，主要得力于一个人的帮助，那就是两广提督吴六奇。

历经长达半年多时间的牢狱生活，受尽了严刑拷打，给查继佐、范骧和陆圻的精神和身体上带来了很大的创伤。范骧出狱后一蹶不振，锐气全无，不久病死。陆圻在监狱中萌生了出家的念头，出狱后遁入黄山学道，四处云游，改名换姓，从此音信全无。

而查继佐出狱之后，在纵情歌舞和沉迷声色的同时，继续坚持他的《明书》创作。经历《明史辑略》一案和半年多的牢狱之灾，他只好把《明书》改为了《罪惟录》。

直到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前后一共历时二十九年的时间，查继佐终于完成了长达一百零二卷的《罪惟录》。

查继佐深知，《罪惟录》比起《明史辑略》更加反逆，清朝政府是绝对不允许出版发行的。他只好把书稿藏在家里，直到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罪惟录》才得以公之于众。

在当时，有了《明史辑略》的前车之鉴，民间的文人墨客已经不敢再写类似的史书，查继佐却是一个例外，他冒着灭族的风险才完成《罪惟录》一书。

对于那个罪大恶极的告发者吴之荣，还真从中捞到了很大的好处，清朝政府从庄家和朱家查抄的财产，大部分都奖励给了他，还对他封官重用。

就连金庸先生笔下的武侠小说《鹿鼎记》，就写了韦小宝押解吴之荣来到庄家大院，让庄家的寡妇报仇的故事情节。

吴之荣

至于吴之荣的结局，有的民间流传说，吴之荣得了一场重病，背上起了一个大疮，肉化成了脓水，骨架留在床上。还有民间流传说，吴之荣去山上拜神忏悔的时候，在半山腰被天雷击中，犯了一场大病，不久就死去了。

在这场震惊朝野的“庄廷鑨明史案”当中，由于清朝政府采取的高压政策，当时的人们也不敢统计和记录具体的遇难人数，大约有七十多人被判凌迟和斩刑，另外还有一千余人受到牵连，就连已经死去的人也要被挖出来接受惩罚。

通过这起“庄廷鑨明史案”，也充分反映出了清朝政府的残酷和腐败，本来富商出钱修订书籍，邀请读书人参与创作，是明末清初一种十分流行的文化现象。

而官场上的腐败贿赂之风严重，可见一斑，世风败坏，道德沦丧，否则也不会出现庄允诚通过贿赂就能办事的事情。

对于吴之荣这种奸诈小人，不知廉耻的三番两次敲诈勒索，清朝政府更是不分青红皂白，直接加以重用，更加助长了小人当道的社会风气，同时也注定了清朝政府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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