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民国时期,历史的纹理上闪耀着一个个光辉的瞬间。若问那时中国的最兴盛与流行者为何,几乎无人不指向大师的光环与教育的伟业。张作霖,这位东北的军阀,虽以铁血著称,却亲手创办了东北大学,难道这不是一则令人振奋的传奇?至于被称为“狗肉将军”的张宗昌,他同样支持了山东大学的建立。由此可见,再次响起的是那种求才若渴的呼声。进入21世纪,中国究竟缺失的有什么?依旧是人才,恰恰与二十世纪初期呼应。
我们细谈北大,彼时那可是中国学术的巅峰之地。谈起“五四运动”以及“新文化运动”,北大则成为了无法回避的话题。在那片激荡的年代,诸多爱国运动中,无不见到北大学子的身影,他们或参与,或引领。为何这群年轻的学子能如此觉悟?除了学业优异,更重要的是他们拥有一群最年轻且充满激情的教授,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他们的思想。
回望1917年的北大,最年轻的教授当属梁漱溟,年仅二十四岁。梁漱溟,素有“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之称,著作颇丰,思想深邃。他热衷于乡村建设运动,为后代提供了宝贵的借鉴。而胡适,才二十六岁便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他倡导自由、民主与理性,这样的哲思为无数青年开辟了心灵的疆域,使他们逐步形成了独立思考、尊重事实的思维方法。正是在“五四运动”之后,胡适对中国新一代年轻人的影响可谓深远。
刘半农同样二十六,他的诗作《叫我如何不想她》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先声,而刘文典,同样二十六却已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博学多才,兼通中西,发布了众多影响广泛之作,他在西南联大的课堂上曾戏谑地说,“西南联大的三个教授中,陈寅恪、冯友兰与我,可以算作半个。”时代在个人身上飞速变化,张爱玲所言“出名要趁早”可见一斑,若以这些年轻人的经历为参考,实在催人奋进。
再说说刘文典先生的趣事,一开始他对沈从文颇为看不起。有一次,当日军轰炸来袭,众人纷纷逃散,唯独刘文典看到沈从文便怒斥道:“陈寅恪逃是为了保护国粹,我是为保存《庄子》。你这个无用之物,又何必跟着乱跑?”可见其狂放之气,虽令人汗颜,却也透露出一股对文化的执念与责任。
然而,历史如潮水般涌动,造就了这群杰出的年轻人,铸就了他们心中的理想与信念。我们应从中汲取营养,善于思考和学习,追求真理与知识,让这片土地再次因我们而光辉璀璨。愿每一个追求真理与自由的人,能够在自己心中的那片天空翱翔,携手迎接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