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阳春3月，柔和的春风吹拂着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所在地西柏坡，使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一下子为世人所瞩目。

天气一天比一天暖和，中国的革命也一天天走向胜利。

那些天，西柏坡的田间小路上，经常走着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人。他，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统帅毛泽东。

他在散步，但他的步速很慢，显然是在思考问题。田野里的麦苗已经返青，洋溢着绿色的生长的气息，是不是醉人的春色激荡起了他诗人的浪漫情怀？其实不是。他在想，全国的解放战争形势一片大好，胜利在望，全党的工作重心应该从乡村转移到城市了。也就是说，长期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共产党人，要接管城市，执掌政权啦！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不啻一次重要的考试。想到这里，他不由喃喃自语：“进城，进城就是去‘赶考’呀！”

想到进城，毛泽东首先想到的便是上海。这个当时中国和亚洲最大的口岸城市，拥有500万人口，工业产值和贸易均占全国的一半，其地位之重要是显而易见的。能否接管好上海，将是中国共产党进城“赶考”的重要一役。随着人民解放军进军江南的时间日益迫近，解放上海将是必然，但如何接管上海，治理上海呢？毛泽东意识到，要想书写好上海历史新的一页，必须先找一个好的接管上海的负责人，找一个好的上海市长。可是，上海这座闻名遐迩的国际大都市由谁来执掌呢？

谁能担此重任？毛泽东反复思考，反复比较，逐渐把目标集中到了陈毅身上。

对于陈毅，毛泽东可说是非常熟悉和了解。他是四川省乐至县人，年青时参加赴法勤工俭学，后来投身革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的战友。曾率部坚持三年游击战争，领衔新四军代军长，担任第三野战军的司令员，可谓是战功赫赫，一代名将。尤为难得的是，他可说是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中的“儒将”之一，特别喜爱写诗，即便是在被敌人重重包围的情况下，仍于丛莽之间写下了令人叹服的《梅岭三章》，很有些诗味。而且，他性格豪爽，胸怀坦荡，善于和各方人士交朋友，做统战工作是其特长。柳亚子先生早在1945年就曾赋诗称赞陈毅是“兼资文武此全才”！

对！这样的人才可以担当重任。

毛泽东回到住处，就找来民主人士黄炎培、陈叔通等几位老先生，就陈毅任上海市长之事，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对陈毅将军的大名早有所知，对柳亚子先生赞陈毅的诗也都很熟悉，纷纷表示：以“儒将”出长上海，决策英明。他们一致赞成，毛泽东就下了决心。

毛泽东把陈毅叫到办公室，征求陈毅本人的意见。毛泽东问：“让你担任上海市长如何？”

陈毅一愣，但他很快明白了主席的意图，当即表示：“我愿意担当此任！”

毛泽东说：“我们进上海是中国革命过一难关，它带全党全世界性质。你是重任在肩，一定要把这个‘难关’攻克了！”

陈毅说：“请主席放心，我一定把这个‘难关’攻克掉！只是，希望中央像当年重视东北工作一样重视上海的接管工作，给予我们更大的支持！”

两位诗人都会心地笑了。

3月5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开幕。毛泽东在大会上的报告，实际上就是一部建国大纲。特别是其中“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论断，使陈毅感慨万端。讨论中，他慨然表示：“我的意见，准备搞城市，目标就是中国和亚州最大的城市——上海。”

二中全会闭会的次日，中央召集了安排人事的座谈会。邓小平受中央委托，提出经过酝酿的华东人事安排。其中，陈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

陈毅担任上海市市长就这么定了下来。

1949年4月27日，南京解放的第4天，当陈毅偕同邓小平踏着满地狼藉的纸张进入“总统办公室”的时候，就已强烈意识到新的艰巨使命将落在自己的肩头。在战争年代，他站在中国革命的最前线：和朱德一起带领南昌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在红四军参加制订无产阶级建军路线；和项英一起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抗日东进开辟大江南北；在华东、中原战场进行“收京入沪”的战争。如今，“京”已收，入沪在即，他又将站在经济建设、反帝与团结改造资产阶级的最前线！

5月3日，刚刚指挥完渡江战役的陈毅，便风尘赴赴地抵达南京与上海之间的一座县城——丹阳，开始进入“市长”角色。

此前的4月24日，中共华东局直属机关、华东局南下干部纵队以及奉命从解放区、从上海、北平、香港等地日夜兼程赶来的干部，都已经云集丹阳，汇集了一支5000人的队伍。他们的任务很明确——准备接管上海。

陈毅到丹阳后，立即翻阅、研究了有关上海情况的资料，所有的上海年鉴，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概况，包括缴获的、地下党调查的、上海来人报告的，汇成关于上海的200多种小册子，陈毅自己看，也交给干部战士们读，再依据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确定接管的具体方针步骤。比如，上海的官僚资产如何接管？外商企业如何对待？民族资本家的厂子如何使其开工？国民党政府机构如何处理？都详细进行了研究，仅财经接管纵队的汇报，陈毅就听了两天两夜，对其中“两白一黑”（指米、棉、煤）的运输供应任务的艰巨紧急，印象特别深，格外关注。

入城政策的前奏是入城纪律。陈毅严格地强调两条：一是市区作战不许用重武器，二是部队入城后一律不得进入民宅。“不入民宅”这一条，3个月前在贾汪的时候陈毅就曾说：“历来军队入了城，往市民家里一住，干好事的不多。我们部队进去住哪里？要考虑。”一日，陈毅抱着几本古书找到有关城市专家，说史书上有过军队“不入民宅”的记载，查一查。经查，果然有这一条，于是，在《入城守则》草案中，就列上了“不入民宅”这一条。

有些干部对“不入民宅”这条纪律想不通，说遇到下雨，或是有病号怎么办？

陈毅却坚定地说：“这一条一定要无条件执行，说不入民宅，就是不准入，天王老子也不行！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送给上海人民的‘见面礼’！”

总前委讨论《入城守则》草案时，一致认为“不入民宅”这条规定是完全必要的。

此事传到毛泽东那里，他对“不入民宅”大为赞赏，连声说：“很好很好很好！”

5月10日上午，丹阳南山外大王庙。

数百名县团以上干部，排着队伍，端坐在自己的背包上，准备听陈毅作报告。他们之中有的曾是陈毅的部属，也有的并不了解陈毅，不管是谁，他们都想听听这位即将就任的上海市长要给大家讲一些什么。会场鸦雀无声。

简陋的讲台上，一身戎装的陈毅显得十分精神，他将全场扫视了一遍，心想：这些就是接管上海的骨干了，能否顺利地将上海这座大城市接管好，很大程度上就得看这些同志做得怎么样。想到这里，他深感责任之重，于是，他开门见山：

“今天主要讲的是入城纪律和在上海要注意的事情。大家都已经学习研究过接管江南的三个文件，有的也测验了，但今天还要讲讲。在丹阳会合后，我们入城的纪律并不好，这样到上海后并无把握。所以重新讲讲。”

短短几句话，令全场寂然。陈毅讲话的“直言”作风，台下的不少干部以前仅仅是听说过，今天算是亲耳聆听、亲身领略了：

“8日，我在街上散步，光明戏院演戏，有穿黄军服的一堆人硬要进去，老百姓有票进去不了。”说到这里，陈毅不由得提高了嗓门，“领头要进去的，说不定就是我们的直属部队。后来，由我亲自出马干涉才退去。”

陈毅接着以嘲讽的口吻说：“这大概是我们革命无对象了，要找戏院来革吗？”

严肃的话语，犀利的言辞，听众闻之震动。

“丹阳满街都是队伍，我们干部自由上街，整天在街上兜，这证明我们的请假制度并末执行。上街不请假，这种情形不搞好，到上海一定要天下大乱。”

“我们野战军的‘野’，在城市是不能‘野’的。”

在毫不留情地批评了一些不遵守纪律的现象后，陈毅强调：“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前奏，是见面礼。入城纪律搞不好，入城政策要走弯路。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开始。入城纪律搞不好，会造成损失，今后要费大功夫，甚至还很难挽回。”

为了使大家进一步提高执行入城纪律的自觉性，陈毅还讲到了接管上海的伟大意义。他说：“毛主席说，我们进上海是中国革命过一难关，它带全党全世界性质。我们分头准备，全党、全军准备来过好这一关。上海革命胜利解决了，中国革命也就解决了。”

陈毅铿锵有力地宣布：“今天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我们接管上海！”

诚恳的态度，直率的批评，通俗的语言，深刻的道理。即将赴任的上海市长，给他的部属上了一堂生动的入城教育课！

陈毅的声音传到四面八方，人民解放军已经又启征程。于是，从北平中共中央到香港人士，从华盛顿到莫斯科，都把关切的目光投向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

1949年5月12日，人民解放军向上海外围守敌发起进攻，很快完成了对上海市区的包围。5月23日，解放军下令发起全线总攻，向市区突击。24日午夜1时，3路猛插市区的部队，胜利会合在跑马厅广场，苏州河以南的市区全部解决了战斗。

在追歼敌人的同时，进入市区的各部队严格遵守《入城守则》，不入民宅，军、师、团、营各级指挥所一律设在露天；晚上，没有战斗任务的指挥员就怀抱钢枪，一个挨一个，露宿街头。

清晨，当市民们打开房门，见到马路旁悄无声息地躺着休息的一排排解放军指战员时，他们震惊了！他们感动了！

英勇攻取了大上海的胜利之师，却睡在马路上，这种旷古未有的景象强烈震动了上海市民群众。很快，解放军不入民宅、露宿街头的消息，在上海人民中迅速传播……

由此，上海人民开始认识解放军，认识共产党。

时为中山医院院长的沈克非教授，为此得出了“国民党回不来了”的结论。

美国畅销的《生活》杂志亦不得不承认：“各项消息指出了一个历史性的事实，即是国民党的时代已经结束。”

（摘选自作者本人的《进城赶考——共和国首任市长治城方略》华文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