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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之后，世人对“大一统”观念十分看重，在后来的历朝历代中，每一位君王都把统一全国作为自己的目标，“皇权天授，四海宇内”的观念深入人心。

秦朝之后，西汉王朝严格意义上来说，算不上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高祖刘邦始终被一个问题所困扰，那就是施行何种国家体制，如何才能确保刘氏的江山不易手他人，需要高祖在分封制和郡县制中做出抉择。

而历史告诉我们，高祖显然并没有妥善处理好这个问题，而且险些亡国，直到汉武帝时期才得以解决。

在当时那个历史时期，王朝刚刚建立起来，还有一些残余势力没有被完全铲除，尤其是那些拥立前朝的人，时刻都在等待这个初创王朝露出破绽。

随时都有大厦将倾的风险，为了确保自己的统治地位，高祖刘邦是怎样做出抉择的呢？做出选择之后，对于西汉王朝的命运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一、国家体制的抉择

1、现实境况

秦朝的统一，秦始皇的登基，标志着维系了中国社会数千年的分封制度的瓦解，秦始皇选用了郡县制治国，也取得了一定成效。

而初创的西汉王朝，与秦朝的建立还是有很大不同，如果说秦朝是依靠武力消灭六国，那么西汉则是联络群雄，共同伐秦，这两种方式可以说是完全相反，刘邦更多地是靠拉拢盟友来逐步建立自己的基业的。

2、分封稳住人心

既然是盟友的关系，那么自然要给予好处，刘邦通过分封的方式来拉拢人心，手底下的这些能臣武将，都被刘邦封王，刘邦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让底下人为自己卖命。

不止如此，秦汉两朝之间差距很短，纵观历史上的朝代更替，时间间隔越短，发生动乱的可能性就越大，施行分封，既能稳住人心，又能显示出自己的大度，因为刘邦很顾及自己的平民出身。

3、两轨并行

高祖自身是不会满足于权力分化的，中央集权与分封自治的矛盾总是不可避免的会日益激化。在处心积虑除掉几个“不服管教”的功臣之后，刘邦致力于集权。

首先就是开始分封刘氏族人到地方为王，通过提高自己族人的权势，来巩固汉朝的统治，名义上是郡县制，但是实质上还是保留了分封的成分。

而这种并行的制度显然是相悖的，这也是为什么高祖铲除功臣，分封族人的根本原因，重视血缘关系是自古以来的通行做法，虽然其中也暗藏危机，但确实是当时最好的选择。

二、“新体制”的危害与挽救

1、分封制的弊端

秦始皇之所以选择郡县制而废分封，正是看到了周朝分封制的弊端，后期诸侯叛乱，威胁中央统治，是形成春秋战国时期混战的根源所在，一旦天子无法命令各诸侯做到令行禁止，那么国家离分裂也就不远了。

王室的式微自然会招来祸患，所以秦始皇废除了分封制。刘邦虽然也看到了分封制的危害，但为了稳住刚刚建立的江山，还是启用了分封制。

2、内忧外患相互勾结

当诸侯国的势力做大，甚至超越中央的实力时，难免会变得桀骜不驯，试图推翻现有政权。在西汉文景时期，这种势头愈演愈烈。

加之中央对于诸侯国缺乏有效的管控，导致内部诸侯国之间，诸侯国与外部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相互勾结，严重威胁中央的统治，这一时期爆发了著名了七国之乱。

险些掀翻了西汉王朝的根基，而这一时期又是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由此可见，在“新体制”之下，中央与地方矛盾之深已经不可调和。

3、“新体制”的终结

七国之乱平息之后，汉景帝废除了六个诸侯国，大大削弱了藩王的力量，加强了中央的集权统治，但是旧体制依然存在，西汉王朝随时都面临着威胁。

到了汉武帝时期，这一局面才被打破，为了讨伐匈奴，稳定外部局势，汉武帝首先把目光放到国内，攘外必先安内。汉武帝提出的杀手锏就是“推恩令”。

推恩令顾名思义，就是允许各诸侯王在传位给嫡长子之后，把部分领地分给其他子弟，也就是“私恩”，而推恩令最令人称道的，是要求新分封的侯王要归中央管辖的郡管理。

也就是通过分封的办法，步步蚕食各诸侯国的土地，削弱藩王实力，同时通过多次分封，形成一个相互制约的局面，有利于中央进行管控。在汉武帝时期，汉王朝才算找到了适合的道路。

新的王朝建立的时候，难免会面临国家体制的抉择，高祖刘邦选择分封制和郡县制并行的办法，虽然稳住了一时，但是弊端还是在日积月累中爆发，直至七国之乱结束，才算把前期积累的阴霾逐渐吹散。

到了汉武帝时期，通过颁布“推恩令”，实现了对各诸侯国的削弱及控制，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大一统，也为后世王朝提供了借鉴。

这种体制上的探索在中国的封建王朝不断进行，日趋完善，我们可以通过一条条法令窥见古人的智慧。

参考文献：《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