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作为国家间相互关系的重要手段,往往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历史上有许多例子,战国时期的秦国通过实行“远交近攻”,成功瓦解了六国的联合。近代历史中,英国通过“大陆均势”政策,巧妙地引导欧洲大陆内斗,从而在海上扩张,最终成为了“日不落帝国”。而突厥的兴衰也与其外交政策密不可分。突厥在兴起时,善于联合敌人的敌人,迅速击败柔然和嚈哒,成为亚欧大陆的霸主。然而,突厥的衰落与隋朝的外交政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突厥内部的变故。在战国时期,突厥实行分封制,除了有大可汗统领全国,还设置了东、北、西三个小汗分治地方。这种制度在佗钵可汗去世后引发了一场汗位之争。大逻作为佗钵可汗之子,本有望继承大汗之位。然而,在佗钵可汗认为东面可汗射图和自己的儿子菴罗无统领汗国之能时,推举了东面可汗的儿子大逻为储君。这一举动埋下了后来突厥分裂的隐患,因为大逻的崛起引起了其他小汗的不满,使得突厥陷入了七汗共治的局面。
在中国方面,战国时期东亚大陆的两个大国,突厥和隋朝,都发生了巨大的政治变动。在580年,隋宣帝去世,年幼的静帝即位,而杨坚则掌握了朝政。杨坚于次年称帝,建立了隋朝。这一时期,隋朝与突厥之间的外交关系因为一位公主而发生重大变化。北周将千金公主嫁给了沙钵略可汗,这在当时属于两国的常规外交往来。然而,随着隋朝灭北周并诛杀宇文宗族的消息传至大漠,千金公主变得悲痛不已,并开始鼓动沙钵略可汗对隋朝发动战争。
杨坚在580年停止了对突厥的岁币,这导致突厥的经济实力受到了损失。同时,他加紧修建长城,为大规模的战争做好准备。当时,长孙晟提出了“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策略,即利用突厥七汗之间的矛盾,分化其力量,使其“首尾猜嫌,腹心离阻”。隋朝的外交使团开始向各小汗驻地活动,游说其分裂,甚至派遣使者到突厥周边的民族地区,鼓动他们反对突厥。这一外交手段被后来的汉学家称之为“中国的阴谋”。
然而,隋朝的外交手段并未立即奏效。581年,沙钵略可汗率领大军入侵隋境,造成隋朝亡国的危机。千金公主的鼓动似乎催生了一场突厥的南下战争。突厥势如破竹,但在突厥大军南下的同时,周边的波斯、东罗马、铁勒等民族开始对突厥展开了全面的进攻。消息传来,突厥大军纷纷北撤灭火,隋朝得以暂时安宁。
然而,隋朝并未放松对突厥的防备。582年,沙钵略可汗再次发动战争,但这次西面可汗达头却拒绝出兵。隋朝方面则主动出兵塞上,突厥大败。这表明隋朝的外交手段逐渐生效,成功分化了突厥的力量。然而,战争并未结束,突厥继续南下,而此时隋朝派遣的使者仍在突厥境内游说。这一阶段,隋朝的外交似乎还未完全挽回战局。
隋朝的外交策略在突厥内战中发挥了更为关键的作用。突厥内部分裂为两个阵营,东阵营以沙钵略可汗和东面可汗处罗侯为首,而西阵营则以阿波可汗、贪汗可汗、菴罗可汗为依靠,属于西面可汗达头的统治。在这场内战中,阿波可汗崛起迅速,击败沙钵略可汗,东拒都斤,西越金山,统一了漠北。沙钵略可汗被俘,后来去世,而阿波可汗成为突厥的新大汗。
然而,阿波可汗的强盛也引起了达头可汗的不满。两者之间的战争在586年爆发,而这场战争直接导致了突厥内战的爆发。达头可汗势力强大,迅速击败阿波可汗,东突厥再度分裂。此后,突厥的战局更加混乱,不同部落之间的纷争不断,势力薄弱。
在隋朝的外交干预下,突厥内部矛盾不断激化,突厥大汗的地位也变得不稳。突厥的衰落与隋朝的外交政策紧密相连。隋朝在内战中通过分化突厥势力,成功地遏制了突厥的南下侵略。然而,这并非终点,隋朝对突厥的外交干预在后续的时期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突厥内战之后,隋朝采取了与东突厥的和解政策。突厥北面的铁勒、东边的契丹、高句丽,甚至西边的波斯、东罗马都开始对突厥发动了进攻。突厥大汗达头被迫内附,向隋朝称臣。在这一过程中,隋朝还通过一系列外交手段,成功地离间了突厥内部的势力,使得突厥大汗与其他小汗之间产生嫌隙,致使突厥势力分崩离析。
至此,突厥正式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东突厥的大汗即为启民可汗,而西突厥的大汗则为达头可汗之子泥利可汗。这两个汗国在后来演变成东突厥和西突厥,为唐朝一战而灭东突厥埋下了伏笔。
总的来说,突厥内战与隋朝的外交政策密切相关。隋朝通过分化突厥势力,巧妙运用外交手段,成功地遏制了突厥的南下侵略,使其内部陷入混乱和矛盾之中。突厥的分裂为东西两部分最终为后来的唐朝灭突厥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段历史见证了外交在国家兴衰中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