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胡适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大纲”，开始用近代西方的科学方法来研究先秦哲学家的思想系统，兼及对于先秦诸子生存年代、著述真伪的考辨。此后，学界对诸子的研究讨论热烈起来，北京、上海各大报纸竞相刊载谈论诸子的文章。这时，在江南古城苏州的一位中学教师，却沉默不语，潜心研究，考辨比勘，从1923年秋开始，历四、五载，共写成考辨文章160余篇，30多万字。关于全书的写作，作者说“一篇之成，或历旬月，或经寒暑，少者三、四易，多者十余易，而后定稿。”（本书自序）

书成尚未出版，史学名家、作者的友人蒙文通先生游姑苏偶得阅读，叹为“体大思精，惟当于三百年前顾亭林诸老辈中求其伦比，乾嘉以来少其匹矣”，遂将此书稿带到南京，使得部分篇章在南京《史学杂志》上先期刊出。同年，顾颉刚先生由中山大学转任燕京大学，途中小住故乡苏州，在作者书斋中借此书稿归读三、五日后，也感慨地对作者说：“君之系年稿仅匆匆翻阅，君似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1934年，作者将书稿交商务印书馆作为清华丛书出版，陈寅恪在审阅此书稿后认为此书：“极精湛，时代全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极多，至可佩服。……自王静庵后未见此等著作矣。”（钱穆《师友杂忆・捌》）

这部书就是《先秦诸子系年》，作者钱穆因此离开家乡到北京，开始他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高校的教学生涯。

本书所以获得如此交口赞誉，是因为将它与此前的同类型著作相比，确有高出一筹之处。概而言之有三端：

第一：前人考论诸子年世，往往各治一家，未能贯通。而此书“上溯孔子生年，下逮李斯卒年，前后二百年，排比联络，一以贯之……以诸子之年证成一子，一子有错，诸子皆摇。”是把诸子放在二百年的联系比对中整体研究的。

第二：前人考论诸子年世，详其显著，略其晦沉，所以关于孔墨孟荀的考论很多，关于其他各子则往往嫌其疏略不实。此书着眼广泛，对于先秦学人，无不一一详考，如对于齐之稷下学宫那些名姓在若存若亡之间的学人，无不为之钩沉发微，梳理其生平出处、师友渊源、学术流变等等，使之秩然就绪、灿然条贯。

第三：前人考论诸子年世，一味依据史籍，不知辨误校勘，尤其视《史记・六国年表》为圭臬。钱穆此书所以能比前人多有创获，与他全面收集相关史料，且用力比对校勘，发现前人惯用书籍如《史记》的错误等等，有直接关系。这也是作者自己认为本书“用力最勤”的方面，陈寅恪赞誉的“据《纪年》以订《史记》之误”指的也是这个。书中不仅据《竹书纪年》校勘《史记》，据书后引用书目索引，全书引用《竹书纪年》共43篇，又引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韩怡《竹书纪年辨正》、雷学淇《竹书纪年义正》、《竹书纪年考订》等书数十处。而且，又以诸家考论《竹书纪年》之书互相参证商定，以纠正《纪年》之脱误，如卷四《王氏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补正》一篇便是，作者用心真可谓精深精湛也。

全书主体由考辨文字四卷组成，另有通表四篇，附表四张，与考辨文字“起讫相应”，提供对照，方便读者。通表为纲，考辨为目，通表如经，考辨如纬，如此纲举目张，经纬交错，将晦涩难解的先秦学术史编织成条理清晰的立体画卷。

《先秦诸子系年》1935年出版后，在此后的21年中，作者屡经战乱，艰难窘困，流离失所，却一直携带此书于行囊中，偶有所得足以补原书缺失的，辄随时补记于书眉，月积年累，共得250条，1956年由香港大学出版社出了增订版。八十年代以来，大陆先后多次出版此书，1984年北京中华书局根据香港增订版影印再版，2002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将之作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再次出版，2001年、2005年商务印书馆分别以《商务印书馆文库》和《中国文库・史学类》之一种再版此书。(钱婉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