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月，身为兰州军区顾问的陈先瑞突然接到了离休的通知。对于这个意外的消息，他感到十分震惊和措手不及，没有任何提前的预警就被要求退下来，让他内心难免感到一丝不安与迷茫。这样的转变让他感到生活失去了方向，他并不热衷于养花、遛鸟等悠闲的活动，时常想要找一些“正事”来做。毕竟，他认为自己尚未满70岁，身体和精力都还不错，处于退休的年纪似乎有些过早。

他的心理状态其实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他曾经历过数十年的革命生涯，始终在各个岗位上忙碌不已。突然被迫离开这种状态，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并非易事，任何事情的转变都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像他这样的人并不孤单，济南军区的副司令员刘贤权也是如此，他从前线转为后方并接到离休通知，内心充满了复杂的情绪，最终在组织和家属的支持下，他才逐渐克服了这种不适。

当然，还有一些领导人在年龄逐渐增大后主动要求退下来，以便让位置留给年轻的干部，比如张爱萍上将，他从1980年开始就提出了退下的请求，却一直未能如愿，最终在重要岗位上继续工作了七年才获得离休。中将张震在1985年和1990年两次提出退休，而且早早做好了相应的准备，然而他直到1997年才从一线岗位上正式退下来。

在1982年之前，领导干部的终身制尚未被打破，因此当干部的年龄大但身体状况允许时，他们依然可以继续在一线或者二线任职。对于接近70岁的陈先瑞来说，其实在当时并不算特别年长，比他年纪更大的领导人不在少数。

他早早退下来的原因可能与身体状况有关。早在五十年代，他在军事学院学习时便因身体问题休养了三年。1975年调任成都军区政委后，因健康问题又回京休养了两年，直到1977年才重新返回工作，并提出希望调往北方工作，认为南方潮湿的气候对他的身体状况并不有利。

除了健康原因，陈先瑞的离休还有其他的考量。他虽然从兰州军区顾问的位置上退休，但根据上级的政策，大军区的正职可以进京休息，他因此回到北京，住进了北京军区的一座房子。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他曾担任过北京军区的政委，熟悉这个城市的种种。在这段闲暇时光，他常常拜访一些在京的老战友，尤其是与韩先楚保持了密切联系。

值得一提的是，韩先楚曾经是兰州军区的司令员，而陈先瑞则是他的顾问。两人都出自红25军，陈先瑞还曾当过韩先楚的班长。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韩先楚担任了19兵团的司令员，陈先瑞作为副政委支持他。

1982年，韩先楚关心陈先瑞的闲暇生活，询问他是否愿意召集红25军的老战友一起重新编写军史。这个提议让陈先瑞重新找回了工作的热情，他与程子华、刘震和刘华清等人共同成立了红25军历史编写委员会。

之所以成立这个委员会，是因为在六十年代初，徐海东大将曾组织过人手编写红25军的战史，由于当时条件有限，许多内容显得相对简陋，需要进行丰富和补充。因此，陈先瑞担任了办公室主任，协同一些军区调派的人员来组建编写团队。

就这样，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陈先瑞和他的团队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与修改，最终于1985年完成了初步稿件的内部发行。1987年，刘华清再次邀请陈先瑞组织人员进行充实修改，并计划公开出版。经过几轮的增补和修订，最终在1990年正式发行了红25军的战史。通过这段时间的努力，他在编写红25军的历史过程中找到了充实有意义的业余生活，让岁月的流逝变得更加值得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