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率军占领北京以后,全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形成了清朝、大顺和大西及南明三种政治势力鼎足的局面,在原有的阶级矛盾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他为了建立全国统一政权,实现先帝的遗愿,故高举“除暴救民”、“复君父仇”的旗号,掩盖民族矛盾,以此争取、笼络汉族官僚地主,扩大清统治的阶级基础,坚决镇压农民起义军。
因此,多尔衮早在山海关大战胜利的当天,就对诸将说:“此次出师,所以除暴救民,灭流寇以安天下也。今入关西征,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之。”第二天,他有意避开敏锐的满汉关系问题,命汉人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署名,向故明官民宣称“义师为尔复君父仇,非杀尔百姓,今所诛者惟闯贼。吏来归,复其位民来归,复其业。师行以律,必不汝害。”
二十六日,又令吴三桂以他的名义出示榜文:“照得逆闯李自成戕主贼民,窥窃神器,滔天罪恶,磬竹难书。荷蒙大清朝垂念历世旧好,特命摄政王殿下大兴问罪之师,怀绥万邦,用跻和平之诚。……为此示仰一带地方官生军民人等,务期仰体大清朝安民徳意,速速投诚皈命,各安职业,共保身家,毋得执拗迷谬,自罹玉石俱焚之惨。”
由于多尔衮利用汉人范文程、吴三桂宣传清的功绩及其政策,因此,消除了许多汉族官僚地主的疑虑,把清军视为仁义之师,所以多尔衮率军向北京进发,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反抗,“自山海以西各城堡文武将吏,皆争先奉表迎降”多尔衮进入北京以后,宣布明朝“各衙门官员,俱照明录用”,“其避贼回籍,隐居山林者亦具以闻,仍以原官录用薙发归顺者,地方官各升一级”,“朱姓各归顺者,亦不夺其王爵,仍如恩养”。
又下令军民为明崇祯皇帝服丧三天,发丧安葬,并遣官祭明诸帝,以此安抚明官吏。这些措施,收到很好的效果,河北、山东、山西等地的官僚土绅纷纷归顺清朝。顺天巡按柳寅东进言:“今日事势莫急于西贼欲图西贼,必须调蒙古以入三边,举大兵以收晋豫,使贼腹背受敌。又须先计扼蜀汉之路,次第定东南之局。”多尔衮接受了他的建议,制定了先平西北、次定东南、统一全国的战略总方针。
到了六月,多尔衮与诸王议定迁都北京。可是在清的诸王中却有人不同意迁都,实际上是反对统一,继续割据辽东,英王阿济格对多尔衮说:“初得辽东,不行杀戮,故清人多为辽民所杀。今宜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留置诸王以镇燕都,而大兵则或守沈阳,或退保山海,可无后患。”多尔衮严厉批驳阿济格说:“先皇帝尝言,若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况令人心未定,不可弃而东还。”
于是遣辅国公吞齐喀和托,固山额真何洛会等,回沈阳赍奏迎驾。奏言:“仰荷天眷及皇上洪福,已克燕京,臣再三思维,燕京势踞形胜,乃自古兴王之地,有明建都之所,今即蒙天畀,皇上迁都于此,以定天下。”顺治帝见诸王奏议后,表示同意“迁都于燕,以抚天畀之民,以建亿万年不拔之业”。八月二十日,顺治帝自盛京迁都燕京,是日车驾启行。九月十八日,顺治帝到达通州,多尔衮率领诸王大臣至通州迎驾。十九日,顺治帝至北京,从正阳门入宫。十月一日,顺治帝举行定鼎登基大典,定都北京,以示新王朝全国政权建立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