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西·拉扎列维奇·克雷普斯（Moses Lazarievich Kreps）在1907至1917年间，担任俄国宗教信仰事务司的犹太人事务专家，深入研究了犹太官员近50年的历史。在这一期间，他对犹太官员的规模、分类、收入和服务精神进行了详细的考察。

一、规模、分类和收入状况

根据犹太官员的工作地点、教育背景、政治忠诚度以及他们对官方犹太政策的贡献，克雷普斯将这些官员划分为几个不同的类别。首先，犹太教堂及祈祷所的官员，这些人由犹太社区选举产生，担任犹太教堂和祈祷所宗教委员会的成员。每个犹太教堂都设有宗教委员会，并与当地政府的领导保持紧密联系。在这些宗教场所中，经验丰富的犹太官员负责处理祷告及其他犹太教仪式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当这些官员缺席时，法律规定仅允许地方政府的拉比暂时履行这些职责。

此外，俄国国民教育部在1844年设立了专门的犹太精英办公室，该办公室在政府的严密监督下，处理犹太事务，并负责审查由政府资助的犹太学校的课程设置。这些犹太官员的职责是促进政府推行的将犹太人融入俄国社会的政策，为此，他们不仅提供宗教层面的指导，还根据犹太教神学及犹太宗教法等知识，向政府提供意见。这些官员实际上是教育大臣的特别助理，协助实施犹太教育政策。马克斯·利林塔尔和莱昂·曼德尔施塔姆这两位早期的犹太官员，分别在1841至1844年和1846至1857年期间担任该职务，他们在政府内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并且在犹太人世俗教育问题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然而，随着国民教育部在犹太政策中的角色逐渐减弱，犹太官员的重要性也随之下降。特别是1857年，莱昂·曼德尔施塔姆退休后，犹太官员的职务空缺，直到后来的重建。内务部也有一类犹太官员，他们是由省总督领导，并由内务大臣从拥有中学或大学学历的候选人中挑选出来的。犹太精英不仅担任宗教管理职务，也参与其他政府职责，并常常在多个职务之间轮换工作。

1907年，内务部召集了犹太精英来圣彼得堡，专门筹备即将召开的拉比委员会会议。赫尔松省的首席拉比摩西·克雷普斯便是其中一位关键人物，他一直担任至1917年。克雷普斯的研究显示，俄国的犹太官员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传统的犹太社区官员，具有深厚的宗教学识，担任政府拉比的助手；第二类是由省总督和各部任命的政府官员，通常只有几十人，他们不仅具备行政能力，还在俄国官场中占有一席之地。

通过初步估算，约有1400名犹太官员，且其中的精英官员仅占极小一部分。1897年时，俄国约有520万犹太人，每3714名犹太人中就有一名犹太官员。尽管在19世纪80年代至1910年代期间，犹太官员的数量保持相对稳定，但随着整体官员人数的增加，犹太官员在政府中的比例显著下降。这一变化反映了俄国行政管理的统一化和规范化趋势。

犹太官员的收入大致可分为两类：基础薪资和外部收入。根据法律规定，犹太官员的年薪通常在300至900银卢布之间，这一薪资水平在整个七十年的历史过程中并未发生太大变化。每位犹太官员的具体薪资由其所在地区的总督决定，并需要经过内务部的批准。少数情况下，总督会在法定范围外调整薪资。与犹太官员的薪水不同，俄国其他官员的薪资则会定期调整以适应经济变化，并随部门预算的增加而上涨。

二、服务精神

犹太官员的“服务精神”与他们在拉比神学院的教育经历密不可分，这些教育机构在犹太官员的职业生涯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拉比神学院是俄国的精英教育机构，学生们在这里与传统社会和家庭环境隔绝，成为独立的个体。他们通过共享的价值观和对改善社会秩序的共同目标，形成了紧密的团体关系。

这些拉比神学院得到了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在俄国试图将文官体系专业化和官僚化的过程中。大多数学生来自传统犹太社会的下层，但通过在神学院的学习，他们逐渐意识到自己成为了新的犹太精英。学校不仅培养学生的公民使命感，还为他们未来的官僚职业做好了准备。

神学院通过鼓励学生之间的“兄弟情谊”，帮助他们建立了跨越阶级和物质障碍的深厚友谊，这种情谊促使学生们互相支持，共同为实现更高的理想而奋斗。许多学生感受到政府资助带来的尊严，这不仅体现在他们的校服上，还在他们日后的职业生涯中得到了体现。老师们的制服象征着他们的高社会地位，这也激励学生们相信，通过从事官僚工作，他们自己也能够获得这种尊贵的社会地位。

此外，俄国教师的教学方法也对学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教授世俗学科时，教师们采用了最先进的教学方法。很多拉比神学院的毕业生对俄国政府充满了感激之情，他们意识到，正是政府为他们提供了这个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

总的来说，犹太官员的服务精神并非直接模仿俄国开明官僚的精神，而是通过他们独特的教育和生活经历逐渐形成的。犹太官员凭借他们的教育背景和个人使命感，成为了俄国犹太人群体中的精英，承担起了特殊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