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宋时轮将军年事渐高,身体逐渐衰弱,他的儿女们纷纷劝说他戒酒。然而,宋时轮并未能坚持多久,戒酒不到一星期,便又重新拾起了酒杯。事实上,在解放军中,宋时轮的“酒将军”头衔可谓无人不知,几乎成为了一种象征。许世友上将的秘书孙洪宪曾回忆说:“首长的酒量可是全军公认的,无人能出其右,要论酒量,宋时轮将军绝对是名列前茅的。”关于他饮酒的故事,至今仍在军中流传。
1948年8月,粟裕召开了济南战役的战前会议。在宋时轮的强烈请求下,粟裕同意将第十纵队作为主攻部队。会后,宋时轮非常高兴,拉着政委刘培善一起喝酒。刘培善深知,宋时轮在心情愉快时,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痛痛快快地喝上一杯。这个习惯,也成了他性格的一部分。
同年9月,济南战役即将打响时,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带着两瓶茅台酒“鼓励”许世友。许世友立刻明白,陈毅司令员这是在暗示希望早日举杯庆祝胜利。果然,战役胜利后,许世友亲自拿着茅台酒,来到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司令员宋时轮的面前。许世友和宋时轮的关系非同一般,许世友最喜欢与宋时轮对饮,因为在整个华东野战军中,只有他能与自己畅饮尽兴。每次和许世友喝酒,宋时轮往往都会喝醉,醉后,十纵政委曾多次劝他少喝点,但宋时轮却总是坚定地说:“战场上我不能输给许世友,酒桌上也不能输给他。”
1949年,在上海解放之后,为了打击上海的黑帮势力,主管上海警备的宋时轮在一个晚上将上海的黑帮头目们召集到司令部。宋时轮深知,想要解放这些黑帮势力,仅靠武力威慑是远远不够的。他没有开口讲什么大道理,也没有动用任何武力威胁,而是端上了一坛又一坛美酒。那个晚上,宋时轮凭借着他卓越的酒量,成功地让这些黑帮头目们喝得趴下,几杯酒下肚,宋时轮几乎将这些一向桀骜不驯的人物全都“降服”了。
1966年,随着一些造反派的兴起,宋时轮因为酒量太大而遭到严厉的批判。面对这些指责,宋时轮毫不退让,坚决表示:“喝酒又怎么了?我喝酒不影响打胜仗吧?”此话一出,批评他的人哑口无言,过了许久,一名批评者才支支吾吾地说:“你喝酒会误事。”宋时轮对此只是冷笑一声,毫不理会,径直走出了会场。尽管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宋时轮自身也遭遇了不少政治攻击,但他依旧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尽力保护和帮助了许多老同志。
其实,宋时轮并没有因为酒量大而失去战斗力,事实上,他的饮酒习惯从未影响过他在战场上的表现。他的酒量无疑是一大特色,但在战斗中,他始终保持清醒,不会让酒精干扰到战术决策。
宋时轮一生可谓文武兼备。1927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在许多战役中表现突出。第二次反围剿期间,宋时轮坚定支持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并在随后的多次战役中取得了显著成绩。尤其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宋时轮奉命组建了雁北支队,短短七个月内,雁北支队的兵力从一千多人迅速发展到两千多人,成功参与了上百次战斗,歼灭了两千多名日伪军。
1948年夏,宋时轮指挥的十纵在开封战役中,成功挡住了国民党胡琏指挥的十一师的猛烈进攻。虽然付出了八百多人的牺牲,但十纵最终歼灭敌军五千多人,这场战役也为宋时轮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值得一提的是,胡琏是国民党的王牌将领,连粟裕也曾在与他交手中吃过亏。
提到宋时轮一生最为光辉的一战,非长津湖战役莫属。1950年冬,宋时轮指挥的第九兵团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与美军激烈交战。美军后勤补给充足,装备精良,而宋时轮的第九兵团却面临极大的物资短缺,士兵们穿着单薄的冬装,面对寒冷的天气,战斗仍然异常激烈。尽管如此,第九兵团依然成功迫使美军在长津湖地区败退,甚至导致美军沃克中将因车祸丧生。此役后,毛泽东亲自给宋时轮发电报,给予了高度评价。毛主席表示,第九兵团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战略任务。
虽然第九兵团在长津湖战役中付出了很大的牺牲,甚至有两到三万士兵因冻伤而牺牲,但这一切并非宋时轮的指挥失误,而是因为战前准备匆忙,后勤物资供应严重不足。实际上,第九兵团缺少棉衣等物资,许多战斗物资因美军空袭无法顺利运送到前线。宋时轮对此深感自责,甚至在1952年秋天回国时,他曾流着泪在鸭绿江边,向长津湖方向敬了一个军礼。
至于宋时轮的酒量,虽然他和许世友都以酒量见长,但有学者指出,党内酒量最大的,恐怕还是周恩来总理。周总理曾在1972年接待美国总统尼克松时提到,长征时期他曾一次性喝下25杯茅台酒,而每杯的酒量都超过一两。许世友在晚年时也承认,论酒量,他无法与周总理比肩。如果真要列个党内酒量的排名,周恩来肯定排第一,宋时轮则大概位居前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