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彭德怀在吴家花园完成了回忆录的手稿，对自己的军事生涯进行了系统回顾。在回忆录中，他详细记录了1937年八路军刚改编时面临的艰难困境，并揭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数字：1937年秋，虽然八路军被赋予了三个师的名号，但实际可调动的部队只有六个旅，总兵力仅有46,000人。然而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时，这支队伍竟然发展到67个旅级单位，人数接近百万。一个看似空洞的三个师，如何支撑起如此庞大的军队？这背后的故事，得从头开始讲起。

1937年8月，陕北的红军主力正式脱去红星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新军名册上，列出了三个师：115师、120师、129师。可国民政府只允许每个师编制两个旅，这样算下来，整个八路军只有六个正式旅番号：115师的343旅、344旅；120师的358旅、359旅；129师的385旅、386旅，总兵力约为46,000人。部队刚改编完成，便匆匆向东渡过黄河，进入战火纷飞的华北。敌后的广阔战场，日军兵力分散，非常适合游击战。然而，尽管民众自发组织了许多抗日武装并纷纷要求八路军接纳，收编新队伍并不容易。重庆方面对军队的控制非常严格，哪怕是新增一个旅级单位的番号，也都被拒绝。因此，八路军只能临时收编这些队伍，将它们标记为“独立团”、“补充团”或“游击支队”，这使得新部队的名分显得不够正式，指挥也相当混乱，补给和支援都成了巨大难题。

而这些新加入的部队刚组成时，思想动荡，骨干力量不足。加之装备简陋，训练薄弱，导致有不少人离队，甚至一些部队的立场也时常动摇。原有的六个正规旅番号，就像几根脆弱的细线，根本无法支撑起日益涌现的抗日力量。八路军面临的扩编难题，看似无解。

这一困境迅速引起了延安决策层的关注。1937年12月，在延安召开了一场关乎八路军未来的重要会议。会场气氛紧张，有人担心扩大行动会影响到国共合作的局面。毛主席态度鲜明，强调如果要生存和壮大，必须打破束缚，走自己的路。经过激烈讨论后，会议最终决定采取两条关键措施，解开了这一困境的锁链。

第一条措施是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党组织的力量必须渗透到军队内部，于是政治部重新设立，负责组织和管理党的工作。这个改变不仅是一个名号的调整，更是为了将党的领导深深扎根到部队的每一个角落。立刻，115师的副师长聂荣臻便带队前往五台山，创建了晋察冀军区；而经验丰富、沉稳的罗荣桓则留在115师，担任了政治委员一职。在政委制度的恢复后，党的组织逐步强化，新成立的部队的思想问题开始得到了有效稳定。

第二条措施则更具创意——八路军开始自己为部队“上户口”。既然国民政府不给予番号，八路军便决定自己为各部队编制新的番号。根据会议决定，八路军可以在不同的战略区自行使用四种番号：教导旅、新编旅、暂编旅和补充旅。通过这一改革，各个主要战区不再依赖重庆的批准，可以自主从“第一旅”开始编号，迅速扩展部队。这一决策突破了国民政府的限制，为八路军的扩张提供了极大的自由空间。

1938年春风吹拂，八路军的扩编也如同春笋般迅速生长起来。由于“十二月会议”决策的实施，新的部队番号纷纷在敌后根据地展开，政治干部积极活跃在各个连队和乡村，宣传抗战理念并建立党支部。与此同时，诸如“教导旅”、“新编旅”的旗帜也在硝烟中竖起。115师在齐鲁大地展开了扩展，多支教导旅迅速组建。王建安领导的教导第1旅，勇猛的许世友则指挥教导第3旅。129师在太行山上更是动作迅速，迅速填补了11个新编旅的番号，精兵强将一齐上阵。原来的团长韩先楚站在新编第3旅的队伍前，徐深吉则带领新编第4旅展开作战。而120师也在晋西北同样得到了壮大，张宗逊带领新成立的独立第1旅在黄河边扎下了根。

随着部队数量的激增，到1938年秋，延安召开六中全会时，八路军的兵力已经达到了25万人。此时，部队的发展模式也愈加清晰：一方面是打着“教导”和“新编”正规名称的主力旅，是一只紧握的铁拳；另一方面则是各种“纵队”和“支队”这样的灵活编制。敌后的斗争从来不局限于规则的阵地战，八路军的部队编制因此更加灵活多样，以“纵队”和“支队”为重要战术工具，展现出极大的机动性。

当需要集中力量开辟新战场时，“纵队”便派上了大用场。1939年，徐向前指挥的第一纵队，携带344旅和新编第2旅，总共一万二千余人进驻山东，成功打开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门户。同一时期，黄克诚指挥的第二纵队，也在冀鲁豫边区纵横驰骋，紧紧钉住了敌人的腹地。

若任务是小规模穿插或长途奔袭，或者在敌人背后开辟小规模根据地，轻便灵活的“支队”便显示出其独特优势。这些以将领命名的小型队伍，如宋时轮支队、李井泉支队等，通常只有几百人，甚至更少。他们轻装快速，犹如一把锋利的刀，悄无声息地插进敌人后方。许多这样的支队，不仅在恶劣条件下顽强生存下来，还在短短一两年内迅速壮大，最终发展成了几千人的旅级规模。

随着部队规模不断壮大，指挥体系也经历了调整。1942年，八路军开始实行“师部兼领大军区”的新模式，这不仅是对指挥体系的调整，更是对战区管理的优化。冀察冀等根据地被清晰划分成多个军区和军分区，确保了指挥的顺畅和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