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周先生的命令与杨度的历史

几个月前，周先生在临终前向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发出一道特别的指令：“请转告上海的《辞海》编辑部，如果《辞海》里有关于杨度的条目，务必提到他晚年加入共产党的事实。” 接到这一命令后，王冶秋立即联系了上海《辞海》的编辑部，同时亲自展开调查，试图了解杨度是否真的有此政治转变。然而，令所有人惊讶的是，关于杨度加入共产党的消息居然没有任何历史记载或证据，周围的人从未听闻过此事。

尽管如此，经过多次讨论和分析，他们一致认为，周先生重病在身，还特意提到杨度的事情，似乎不可能出现错误，因此大家最终一致决定采纳周先生的意见，认可杨度曾加入共产党。随着这一消息的曝光，杨度晚年经历的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才为大众所知。

杨度的一生可谓跌宕起伏，少年时期他考中举人，并追随王闿运学习帝王术，立志匡扶天下。青年时代参与戊戌变法，与蔡锷、梁启超等人共论国事。中年时，他投身君主立宪，辅佐袁世凯称帝，然而他的这一立场却备受争议。晚年时，杨度加入共产党，这段经历竟然成为周先生的心头牵挂。有人说他是民国时期的奇人，也有人说他是一个投机者，究竟哪个身份才是杨度真实的一面？

我认为，以上对杨度的评价都有失偏颇，杨度的身份应该更为复杂。他其实是中国最后的“士人”，是管仲、苏秦、张仪、王猛、谢安等人物的当代化投射——这些历史人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都擅长在纷乱的时代中凭借智慧和能力开创一番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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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杨度的早年经历与帝王术

杨度于1875年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家境较为显赫，祖父杨礼堂与大伯杨瑞生曾随曾国藩参战。可惜的是，杨礼堂在三河镇英勇战死，而杨瑞生则因幸存而逐渐升迁为总兵，并在家族成员去世后，将年幼的杨度兄妹过继到自己家中抚养。正是这种家庭背景为杨度提供了在1895年时能以举人身份追随王闿运学习帝王术的机会。

帝王术是指士人如何辅佐帝王治理国家、平定天下的学问，王闿运曾言：“以经学为基础，以史学为主干，以先秦诸子为枝，以汉魏诗文为叶，通孔孟之道，达孙吴之机，上知天文，下晓地理，集古今一切真才实学于一身。” 杨度随王闿运学习的帝王术注重政治、军事、文化各方面的通达，强调如何通过智慧和谋略帮助君主成就伟业。

王闿运尤其推崇《春秋》，他认为春秋时代的乱世滋生了无数的权谋与策略，正是这些权谋为管仲、苏秦、张仪等人奠定了历史地位，才使得齐桓公与晋文公能够称霸一时。王闿运深信，现代世界和春秋时代的乱世极为相似，未来能够帮助中国崛起的必定是英雄豪杰，而士人则需掌握《春秋》，理解权谋，才能在未来的大变局中找到自己的立足点。

除了《春秋》，王闿运还特别推崇《庄子》，他常劝杨度，在面对帝王术无用武之地时，要像庄子一样，修身养性，保持清醒与淡然。王闿运的帝王术因此既具备在朝堂之上发挥巨大影响的能力，也能在江湖之外悠然自得，避免过度卷入权力斗争。

可以说，杨度的命运从追随王闿运修习帝王术的那一刻起，便已经注定了。他不仅学习了如何辅佐帝王，甚至在之后的岁月里，他的命运和中国的政治变动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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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杨度与革命的邂逅

1905年，杨度尚未返回中国时，正以学生领袖身份留学日本。正在此时，孙中山为了寻求留日学生的支持，亲自到日本与杨度会面。两人在东京进行了长达三天三夜的深入讨论，话题涵盖了满汉矛盾、革命宪政、民主专制以及西学东渐等方面，但他们的意见几乎完全对立。

孙中山主张通过革命推翻清朝，而杨度认为革命的破坏力过大，不适合积贫积弱的中国，推崇君主立宪的稳健道路。尽管双方未能达成一致，但他们约定，如果杨度的君主立宪路线成功，孙中山将支持他；如果孙中山的革命路线成功，杨度则会放弃自己的理想，帮助孙中山。

杨度与孙中山的这场会谈无疑对双方的政治理念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杨度从未完全信任孙中山，但他最终帮助孙中山联合黄兴、汪精卫成立了同盟会，成为中国最大的革命团体之一。

然而，随着政局变化，杨度最终选择通过建立“宪政会”推动君主立宪改革，并尝试向梁启超等人联合，但由于党内权力之争，他与梁启超决裂，并独自成立了“宪政讲习所”。他在该所推广自己的政治理论，试图通过稳妥的手段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虽然杨度曾一度受到清朝的青睐，并通过宪政讲习所的名声得到了袁世凯的举荐，但清朝迟迟未能实行真正的宪政，最终在政治现实面前破灭。随着清朝灭亡，杨度将目光转向了正在崛起的袁世凯，认为他是值得辅佐的“英雄豪杰”。他为袁世凯的登基称帝提供了理论支持，试图借此实现自己的理想。

然而，袁世凯的帝制最终破产，杨度的理想再次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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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杨度的内心转折与新的选择

经历了三次重大的政治失败后，杨度开始感到疲惫。在庐山的东林寺，他遇到了妙理大师，后者劝他说：“天行有常，世间万物各有其规律，人生亦如此。成功与失败都不是偶然，一切顺其自然。”这番话深深触动了杨度，他开始以更为宽阔的心态来看待自己的过去和未来，写下了“穷通治乱无关系，任我逍遥自在天”的诗句。

虽然杨度表面上看似放下了曾经的执念，内心的放下却并不完全。几乎在同一时期，他又写下了另一句话：“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从中可以看出，尽管杨度放弃了君主立宪，但他并未真正放弃他一直坚持的帝王术、开明专制与金铁主义理论。

随着1920年代的风云变幻，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出现给了杨度新的机会。他重新审视时局，意识到自己无法再执着于过去的理想，而是应当适应当前的局势，参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