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里最努力的“社畜”,非姜维莫属。
诸葛亮人刚走,他立马扛起北伐大旗,十一征拼到吐血,可打了十多年,连秦岭的门都没撬开。
有人说,蜀汉其实还有机会翻盘,只是运气差。可真相是,魏国乱成麻花时,蜀汉在喝茶;战机摆在眼前时,他们在犹豫。
国力五倍差距、战略零配合、盟友看戏……你说翻盘?连桌子都凑不起,哪来的牌可打?
今天咱就把这摊残局摊开讲讲,看姜维到底是错过了机会,还是从头就输在起跑线。
蜀汉后期的军事风景线只有两个字:北伐。
而姜维,这个继承诸葛遗志的主帅,把“北伐”两字写在了生命尽头。可惜再努力的独角戏,遇到空空的舞台和冷冷的观众,也换不来掌声。
从248年首次领军起,姜维前后发动了多达十一场北伐。最激烈的一次是在255年,他趁魏国诸将内讧,发兵攻打狄道,击败王经,斩魏军万余。
但局势稍稳,魏将陈泰迅速反扑,姜维不得不放弃新得之地,再次退回汉中。能进不能守,胜了也白搭,这样的胜仗,打十次也翻不了盘。
蜀汉的人口,仅有94万人口、28万户。而北方的魏国,443万人口、103万户,占据雍凉中原重地,国力是蜀的五倍以上。姜维用的,是削藩级的资源,想掀翻帝国级的对手,这就像拿竹竿撬动山岳,力气是够了,杠杆不行。
263年,司马昭大举兴兵,由钟会、邓艾率兵26万南下,一战灭蜀。
此战中,姜维守住剑阁要道,却无法防备邓艾翻越阴平的奇兵突袭,刘禅在成都直接举城投降。这不是姜维指挥失误,而是兵力严重不足导致的“战略瘫痪”。
从军事结构看,姜维北伐的最大问题是:全靠一条主线行动,缺乏侧翼配合,没法建立前线基地。粮草一断,兵士一退,整个战役就崩。他虽有“诸葛精神”,却无“诸葛平台”。
换言之,姜维不是不拼,是拼不动。他每次出兵,就像赌徒押注,赢了是喘息,输了是重创。而对面魏国,将领换了几茬,家底仍丰厚,根本不怕这种蚂蚁撼树式骚扰。
蜀汉真正错失翻盘的关键,是公元249年。这一年,魏国发生政变,高平陵事变爆发,司马懿一举诛灭曹爽集团,夺取实权。
整个西北战区群龙无首,夏侯玄被召回受刑,郭淮、陈泰尚未接手雍凉。
这是典型的“对面断网”时刻,蜀汉若此时出兵,不求全胜,也能切断雍凉,削弱魏国防线。但朝中却选择了沉默。
问题出在战略层面的“多声道操作”。费祎与蒋琬主政时期,实行“防御型内政”主张,强调稳定益州、削减军事开支、保全人口。
在他们眼中,北伐只是维持“国家名义”的仪式,真正核心是守住益州不动摇。
这种判断也并非无据。刘备去世后,蜀汉始终在衰退轨道上运行。汉中反复征调兵力,民众疲弊不堪。
相比起冒险北上,中枢更倾向“以拖制胜”——等魏国内部崩解,坐收渔利。
然而历史不给机会。司马家族通过强制接管,反而让魏国权力结构更统一。
蜀汉等来的,不是对手分裂,而是敌人更强。曾可联手的夏侯霸最终南逃归蜀,却没有换来一兵一卒的战略联动,反倒成了独木难支的空欢喜。
蜀汉错过了唯一的“战术红利窗口”。当魏国内部虚弱,外部机会成熟,他们却犹豫不前,等来的,是更快的终结。
蜀汉想翻盘,首先得有“牌桌”,其次得有“筹码”。很遗憾,两样都没有。
从制度上看,蜀汉虽号称延续汉统,但权力结构早已转化为军事贵族与地方豪强共治。
地方世族拥兵自重,中央财政捉襟见肘。益州内部豪门子弟垄断田产,不听朝命,连军粮调度都要靠“临时借调”。
姜维的军费,多来自“以战养战”,即打仗掠夺资源维持战事。
这种循环极不稳定,胜则可续,败则断线。一次失利,就意味着数年积蓄化为乌有。而这种制度下的兵源,也无法形成持续性打击力量。
再看战略配合。
东吴虽然名义上是盟友,但其实是坐山观虎斗。孙休、孙皓时期,东吴内耗严重,对蜀汉北伐从不实际支援。
姜维若要调动东吴配合,等于对牛弹琴。三国联盟,早已名存实亡。
至于外交破局,蜀汉也毫无筹码。其版图狭小,资源有限,连“援交外交”都谈不上。一个靠山都没有,只能靠自己死扛,那这盘棋从一开始就没赢面。
263年之后,邓艾从阴平突袭成功,蜀军主力猝不及防,刘禅被迫开城投降。姜维试图复国,诱钟会造反,结果失败被杀。
他的北伐事业,从始至终就缺了一个核心要素:可以落子的“战略空间”。
翻盘,不是喊口号,是一整套系统性的战略运作。而蜀汉后期,缺制度、缺资源、缺同盟,连张完整的桌布都铺不出来,何来翻盘之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