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约1958年，国家实行了一项名为“顶班”的政策，即当一名父亲退休时，儿子可以接替其职位，享受国家编制内的工作。这项政策在1983年被取消。对于70后和80后的读者朋友来说，可能对这项制度会有些了解。

实际上，“顶班”制度的本质，可以看作是明清时期“荫生制度”的延续。几年前，御史曾撰文分析过清代的荫生制度。最近我翻阅《大清会典》，依然发现了一些新的内容，觉得很有必要与大家分享。

在封建专制的时代，有许多官职是依靠家庭出身而得以传承的。官员的后代常常因为祖辈的功绩或父辈的权势，得以“荫庇”，也就是俗称的“荫生”。这些人依赖家庭的背景，“在大树下乘凉”，生活优渥。

“荫生”的主要形式是“恩荫”，清代的相关规定是：凡在京城担任四品及以上官职，或者在外任职三品以上的现任官员，都有权利将一个儿子送入官场，或者让其进入国子监学习。这项政策覆盖范围广泛，几乎每年，吏部验封司都会向皇帝呈交一份长长的名单，里面的人数少则十几位，多则数十位。也就是说，只要官员的品级达标，其子孙就能享受到这一特殊待遇。

然而，恩荫并非没有门槛。具体来说，荫生的继承顺序是有严格规定的。原则上，要首先选择长子。如果长子未能出仕或因故离世，则可以选择次子，若无次子，则可以选择庶长子。若庶长子也没有资格，则可以选择兄弟的儿子作为继承人。清晰的嫡庶区分非常重要，任何官员如果违反这一规定，尤其是偏爱幼子，将面临革职的惩罚，并可能被附加上杖刑一百，甚至流放三年。

若原本被荫的子嗣在仕途之前因病或事故残疾，依然可以选择其他子嗣接替。但若子嗣已经进入官场并不幸去世，则不能再重新选择他人来继承。这项规定，显示出荫生制度的严格性和封建社会对血统继承的重视。

荫生的资格并非完全无门槛。首先，被荫的子嗣必须是在皇帝下旨之前就已经出生或被过继，而不能在皇帝发布旨令后，才急忙去生子或过继。其次，荫生本人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那些不学无术、品行不端的纨绔子弟，哪怕父亲是位高权重的正一品大员，也不会被允许享受荫生待遇。

因为荫生并非通过科举制度进入官场，他们的文化水平通常不如那些通过科举考试晋升的进士、举人。因此，清朝政府为了防止有些荫生只是“滥竽充数”，设立了一些规定。比如，年满十五岁但不到二十岁的荫生，必须进入国子监学习，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考核，才可以进入官场。如果年满二十岁，他们可以直接进入实际工作，等待吏部安排补缺。

雍正帝即位后，觉得荫生制度的整体素质并不高，决定为这些“官二代”们加一道新门槛——必须通过考试，才能被正式录用。未通过考试的荫生将被送回家乡复读，三年后再次参加考试。

荫生的职务和品级通常由父亲的官职等级决定。以汉官为例，正一品的官员，其儿子可获得员外郎（外官为同知）这一职务；从一品的官员，其子可获得主事（外官为知州）。荫生的职位基本上比父亲的品级低四品。此外，对于一些世袭的公侯伯爵，他们的子嗣除了可以继承爵位外，还可以享有荫生待遇。子爵可参照三品，男爵参照四品。对于一些高职官员如各部尚书、左都御史、总督等，虽然他们的官职为正一品，但其子女的荫生待遇也可以按照正一品的标准进行安排。

如果现任官员因国家大事殉职，其子女将被赋予“难荫”待遇。这是一种特别的荫生待遇，旨在表彰那些为国殉职的忠臣，激励官员忠诚奉公。无论官员品级如何，若因王事殉职，其后代都可以获得难荫待遇。例如，嘉庆十八年，林清起义爆发，刘斌在战斗中殉职，嘉庆帝为表彰他的忠诚，赐他儿子巡检的职位。

“难荫”的待遇通常比“恩荫”更为优渥，但也有所区别。如果官员是在战事中阵亡的，其子女通常可以继承父亲的职务；如果是因公殉职，则视其职位高低，待遇有所不同。例如，三品以上的官员，其子女可以获得知州的职务；四品以下的官员子嗣，通常会被安排知县职务；其他低级别官员的子女则可能获得县丞或主簿等职务。

清朝的特荫制度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它的实施完全由皇帝决定，范围和对象都相对模糊。乾隆皇帝是特荫制度的先驱者，他在三年时发布了一道长谕，要求吏部从名臣的后代中选拔具备品行的后人，授予他们官职。乾隆帝还专门为一些历史上的忠烈之臣，如傅弘烈的后代，设立了特荫待遇。此后，乾隆帝进一步扩展了特荫的范围，将明末抗清的熊廷弼和袁崇焕的子孙也纳入其中。

到了同治年间，特荫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许多在大平天国和捻军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将领，如多隆阿、向荣等人的子孙也获得了特荫。尽管如此，尽管朝廷加大了对功臣后代的优待，但这并没有改变大清帝国最终走向衰亡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