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和王耀武在被俘后的首次见面，并不是发生在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而是在山东潍坊的一个名为“解放军官训练团”的地方。这个名字可能引起一些误解，因为听起来这个地方的待遇相当优越，周围的百姓甚至有人猜测这其实是一个为解放军高级干部开设的进修学校，甚至有人好奇想知道怎样才能进入，在那里吃到鸡鸭鱼肉的美味佳肴。实际上，那时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给予战犯们的待遇是最好的。当各大战犯集中在一起后，所有从武官少将到文官厅长级别以上的人，都被安置到了功德林。与之相比，许多被安排到第四野战军的战犯抱怨住处寒冷，伙食也远不如第二、第三野战军的待遇好。

杜聿明在潍坊的日子过得相当舒适，这与电视剧《特赦1959》中的情节大相径庭。根据当时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徐州“剿总”副参谋长文强的回忆录，他回忆道：“在山东潍坊，我和其他战犯住进了一个大村庄的地主家里，王耀武在我到达时就在门口迎接我。有一天，卫兵突然递给我十包美国骆驼牌香烟，我很奇怪，问是谁送的，他告诉我说是杜聿明，他就住在我隔壁，他知道我住在哪。”那时，王耀武在“解放军官训练团”中已经承担了一部分管理战犯的职责。在那里，战犯们的生活条件十分优越，他们仍能保留自己的财物，过着安逸的日子。杜聿明能够轻松地送给文强高档香烟，而王耀武、文强等人则忙着筹划做“南北大菜”。他们甚至组织起一个“高级组”，独立住在一个院子里，享受着特殊的待遇，能够自由活动，自己做饭，挑选食材，确保餐食的丰盛美味。王耀武会做湖南菜，他自告奋勇负责做湖南菜；而另一位曾在四川部队任军长的人，则负责准备四川菜。

王耀武每天的工作是召集大家起床，但他和杜聿明并没有太多的交集，因为那时王耀武心中对杜聿明有些许不满。后来在他的回忆录《大崩溃前的挣扎——回忆济南战役》中，他曾提到过：“我曾告诉杜聿明，济南守不住，但他偏偏让我守，我要求增兵，他甚至不给我一个师的增援！”这里可能会让一些读者感到疑惑，为什么杜聿明会有如此大的权力？作为东北保安司令，虽然杜聿明在战场上败北，但他后来又成为了徐州“剿总”中将副司令，且负责前进指挥部，这么一位在多个战区之间活动的人，居然能左右王耀武在山东的部署。

这也正体现了蒋介石的用人逻辑：宁可使用听话的庸才，也不愿用那些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将领。对于杜聿明来说，他在东北的失利需要听命于陈诚，而在淮海战役中又得依赖刘峙。相比之下，王耀武虽然经验丰富，但他必须接受徐州“剿总”命令的约束。在蒋介石眼中，杜聿明是比王耀武更可靠的选择，因而在指挥上给予他更多的权限。王耀武虽然在山东担任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但即便是他在指挥上有很大的自主权，很多情况下仍不得不依赖杜聿明和刘峙的决策。

在王耀武看来，他所指挥的济南防线几乎已经是兵力薄弱，而他要求的增援也显得格外重要。于是，当杜聿明来到济南视察时，王耀武提出的增兵请求被杜毫不犹豫地拒绝：“你们只要加强工事，不增兵，也能守住济南。如果守不住，哪怕再加兵力也无济于事。只要能坚持十五天，我的部队一定能赶到。”这番话让王耀武很是愤怒，他认为杜聿明根本不了解解放军的强大和局势的复杂，尤其是在东北战场上吃了亏的杜聿明，并不清楚解放军的战力有多么强悍。

杜聿明的态度给了王耀武极大的压力，他立刻反驳道：“增援的部队必定会遭遇华东解放军的截击，我们只能依靠更多的部队来增加防守力量，否则连几天也守不住。”他和他的参谋长牟中珩、罗幸理一致认为，济南的防线必须得到加强，否则很难抵挡解放军的猛攻。然而，杜聿明坚持认为只需加固工事就可以，并向蒋介石汇报了王耀武的请求，表明王耀武有泄气之意，并未表现出守城的决心。

在这种情况下，王耀武不得不向蒋介石求助。蒋介石给了他一个五折的答复，表示整编七十四师不能调回来，但七十三师倒是可以支援济南。随着刘峙进一步削减援兵，最后仅派了七十七师的一部分部队，以及七十四师的几个空手连。这些空手连空运至济南后，王耀武把这些士兵武装起来，组成了最精锐的部队——这支部队在济南的战斗中表现异常顽强，直到最后也没有投降。

然而，局势逐渐变得不可控制，王耀武感到了极大的失望。在蒋介石、顾祝同以及徐州“剿总”的不断电报催促下，王耀武决定亲自逃离济南。最终，他在寿光附近被俘，并被送往潍坊准备迎接其他战犯。在潍坊的战犯管理所，王耀武很早便编好了对联：“先解放后解放，先后都得解放；早出去晚出去，早晚都得出去。”他这样幽默而深刻地表达了自己对战犯身份的认知，也暗示着杜聿明也迟早会“解放”。

王耀武与杜聿明最终成了战犯管理所的“同班同学”，彼此间的争执是否能一笑泯恩仇，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在众多评论者看来，这场战略博弈无疑深刻反映了当时蒋介石指挥体系中的矛盾与不和，也凸显了王耀武与杜聿明的不同军事眼光。对于王耀武来说，他深知增兵的重要性，而杜聿明的固执拒绝则揭示了他在战场上过于理想化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