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6年，周恩来总理在东南亚七国的访问中，特别就台湾问题向各国代表阐述了中国的立场，展现了新中国对这一敏感议题的态度。现场气氛热烈，台湾问题在当时的国际关系中备受关注，与会者显然对新中国将如何处理这一问题充满好奇。周总理的言辞不仅代表了国家的立场，也引发了关于未来局势的广泛讨论。

在演讲结束后，周总理接受了记者的提问，其中一位记者提出了一个颇具挑战性的问题：“如果蒋介石返回大陆，中国政府将会如何安置他呢？是否会考虑授予他一个部长的职位？”周总理听后忍俊不禁，他随即给出了一个意外的答复，这引发了与会者的热烈反响。

自解放战争结束，蒋介石退守台湾后，毛主席便开始为台湾的回归做好积极准备。他当时的首要考虑是通过武力解放台湾，并理想化地希望能够借助当时刚经历解放战争的强大实力，迅速解决台湾和沿海岛屿的问题。此外，毛主席还构思了组建渡海作战和空军部队的计划，并付诸实践。军队在沿海地区的出色表现无疑增强了对武力解放台湾的信心，但朝鲜战争的突然爆发又打乱了这一切。

美国政府借机派遣海军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杜鲁门以“我党解放台湾会对太平洋地区安全造成威胁”为由，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意图以武力阻挠中国人民实现对台湾的解放。这使得台湾统一的计划被迫搁置。我党被迫将主要精力转向应对邻国的战争，以保卫国家的边境安全，避免美国的阴谋得逞。

朝鲜战争结束后，我党将更多注意力转向国家的建设，毛主席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亦发生了变化，逐渐倾向于“立足武力危机的彻底解决与力求和平解放相结合”的方向。美国在朝鲜战争中采取的行动严重侵犯了中国的领土完整，但这也表明，在台湾问题的纷争中，存在着两方面的矛盾：党与党之间的内部对抗，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外部冲突。因此，我们需要制定不同的策略来应对这两种矛盾。

当美国海军的军舰驶入台湾海峡时，蒋介石的心情却颇为复杂。一方面，他明白，凭借自家的实力，他根本无法与共产党正面抗衡，因此他希望美军能够长期驻守台湾海峡以提供保护。为此，在1953年，蒋介石与美国签署了“军事协调谅解协定”，并在第二年达成了“共同防御条约”，条约规定美国需在必要时支援台湾，以防其遭到侵袭。有美国势力的介入，毛主席原先制定的武力解放台湾的计划无法付诸实施，这也是我党将解放台湾的方针转为和平谈判的重要原因之一。

蒋介石心知肚明，得到美国的支持并非出于无私，恰恰是其分裂中国的策略。在讨论“两个中国”问题时，蒋介石坚决拒绝，他明确表态：“即使美军撤离，台湾依旧是中国的一部分。”他坚定地表明了国民党的立场，尽管与美国保持合作关系，但绝不会影响其对中国领土完整的维护。

1955年，随着国际局势逐渐缓和，毛主席多次通过渠道与蒋介石接触，提出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可能，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台湾归属问题。与此同时，周总理在多次国际会议上也明确表示：“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是无效的、非法的。人民的目标是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统一。”这是周总理首次在国际场合上公开表明对台湾解放问题的态度。

面对毛主席的诚意，蒋介石的反应却相对消极，这源于他尚未完全放下反攻大陆、夺回政权的计划，因此拒绝了和平谈判的提议。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支持不断使得大陆沿海地区遭到骚扰，台海局势愈发紧张。

在这种紧张局势下，为了尽快解决危机，毛主席下令对金门进行炮击，迅速完成了对金门的封锁。金门位于福建省境内，与台湾隔海相望，因为纳入了“共同防御条约”的范畴，此举不仅是对台湾军队在大陆沿海挑衅的回应，也给蒋介石及其美方支持者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

共产党对于台海危机的坚定回应，有效挫败了美国试图施行“划峡而治”的阴谋，进一步粉碎了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同时，毛主席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诚挚的《告台湾同胞书》强调：“全球仅有一个中国，绝不存在两个中国；中国的事务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如果目前无法实现，也需长时间协商。”美国在不断的挫败后也不得不重新启动于中美之间对话，逐渐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并被迫从台湾海峡撤军。

最终，在中国坚定立场的影响下，美国开始不再试图插手台湾问题。这场历时数年的中美博弈终于迎来了相对令人满意的结局。在1956年的东南亚七国联合会议上，周总理在面对提问时微笑着回答：“部长的职位对于蒋中正来说显然不够高，如果他回到祖国，必定不会低于国务院总理的身份与地位。”这一回应立即引发了现场的热议，似乎让与会者难以置信中国政府会如此慷慨大方，将如此高的职位提议给这一共产党的敌手。

实际上，这不仅是周总理首次对外透露党中央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态度，在出访前几个月，周总理便已经通过他的人与台湾当局取得了沟通，明确表达了国家对于台湾和平回归的真诚愿望，表示愿意耐心等待。

这些行动清晰传达出我国家与中央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明确态度，特别是对于蒋介石重返大陆的事宜，始终展现诚意。除了周总理，毛主席也曾表示对蒋介石重回大陆的欢迎。1956年时，周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了知名教育家章士钊，讨论了对台湾回归的期望，对蒋介石回归大陆表示欢迎。

此时，章士钊提到他前妻因战争关系搬往台湾，为了探望前妻，他希望能够借机见到蒋介石，亲自向其传达领导层的这番想法。周总理听后十分高兴，表示会将这一提议传达给毛主席，并待进一步的指示。

果不其然，毛主席在获知章士钊的提议后，专门抽出时间与他见面，并表示自己会亲笔写信，让他在前往台湾探望前妻时交给蒋介石。然而，考虑到章士钊的身份问题，毛主席意识到若他单独赴台，可能会被拒绝，因此需要找一个合适的介绍人，而这个人必须是希望两岸统一的，因此最后自然选择了许孝严。

章士钊抵达台湾后，郑重其事地将信交给了许孝严。许孝严看到章士钊严肃的态度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立即前往台北去见蒋介石。这封信的核心内容是：毛主席了解蒋介石对故乡的思念，欢迎他回大陆看看，并期待与蒋介石再次合作，使台湾早日回归祖国。信尾还特别提及了为蒋介石的家乡的情况表示关心，传递出毛主席希望与蒋介石展开友好对话的愿望。

然而，当蒋介石读完信后却保持沉默，最终只是摆手让许孝严离去，许孝严只能无奈地回到香港，将这一进展向毛主席做了通报。由于与蒋介石之间沟通不畅，毛主席决定寻找其他途径。

1956年，毛主席在会议上公开表示：“应积极与台湾的其他爱国人士建立联系，他们能够成为台湾解放的有力支持者。”在周总理和毛主席的表态传播开后，不少曾因战争流亡海外的国民党将领相继选择回归祖国，其中首位归来的便是李宗仁。李宗仁回到祖国后的盛况非凡，不仅受到了周总理的亲自迎接，还得到了毛主席的特别安排，其所望生活得到了妥善照顾。

毛主席这个举动旨在向其他国民党的高层将领传达信息：只要回来，即使过去效忠于其他阵营，也能得到友好的接待。李宗仁的例子无疑消除了他们对未来生活的顾虑。

蒋介石在收到毛主席的亲笔信之后，心中也是几番动摇。他同样渴望回归祖国，但内心一番考虑，使得他始终无法作出决定。隔了一年后，蒋介石派遣宋宜山赴京与毛主席和周总理进行会谈。在过久后的首会见上，周总理非常热情欢迎宋宜山的到来，宋却开门见山：“我这次来是代表老师寻求国共再度合作的。”对这一请求，周总理欣然回应：“两岸自古如一家，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合作！”

在这次会谈中，周总理将中央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政策总结为四点，后来被称为“一纲四目”的思想：第一，国共通过平等的谈判，早日实现台湾回归，祖国统一。第二，台湾的政权仍由蒋介石掌握，并予以高度的自治权，只作为自治区回归。第三，台湾回归后的事务依然由蒋介石处理，中央将不插手。最后一点同时也是最为重要的，美国军队必须立即撤回台湾，不再干预中国内政问题。

周总理的这四条具体思想获得了毛主席的支持，但双方的会谈只是交换了意见，未能在短时间内达成实质成果。在之后的时间里，宋宜山游历了中国的多个城市和名胜古迹，深感土地上焕然一新的变化，欣慰之余，他将见闻记录下来，返回台湾后交给蒋介石。然而，基于怀疑，蒋介石认为宋宜山可能受到共产党收买，因此这次接触最终未能成功。

当蒋介石步入晚年，身体日渐衰弱时，他对故土的思念越发浓烈，尤其想起了与毛主席、周总理未能达成的台湾回归方案。他开始主动派人前往北京，试图详谈此事，并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第一个要点是确保在蒋介石返回后，自己在台湾的地位不受影响。其次，他希望蒋经国能够担任台湾省长，除了外交和国防外，其余事务由台湾自行处理。同时要求台湾回归后，所有官员的待遇不变，民众生活水平不得降低等。

毛主席对蒋介石提出的要求没有丝毫犹豫，几乎立刻表示同意。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前景似乎已成定局，然而，生性多疑的蒋介石却在此时产生了怀疑，最终使得这次原本可以实现的国共合作付之东流，这之前我方为和平解放台湾所做的一切努力也随之化为泡影。

从蒋介石的角度来看，他是希望两岸早日统一的，否则不会多次派代表前往北京进行谈判。而且，蒋介石内心对于故乡的思念情绪深厚。照顾他的人员回忆道，他在晚年时常念着家乡的美食，指派厨师每天做一道浙江菜，解解思乡之愁，同时还叮嘱亲人在自己去世后要按照老家的习俗为他送行。

此时的周总理身体也日益欠佳，但他依然不知疲倦地奋战在工作一线，自建国以来，他始终活跃在和平解放台湾问题的前沿。遗憾的是，这一切的努力在时间的推移下，最终也难逃沉沦。蒋介石在真心想实现台湾回归时，却因身体不支，倒在医院的病床上，再未起身。而毛主席和周总理也在第二年相继离世。

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继承了其未竟的心愿，竭尽所能尝试推动两岸和解，但直到自己的去世也未能取得明显的成果。两岸真正的统一，仍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