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淮海战役期间，蒋中正（老蒋）动用了庞大的兵力来进行防守，包括四个兵团和四个绥靖区（其中一些绥靖区在战役中被改编为兵团），共计二十五个军，约六十万人。然而，结果却是蒋军被击溃，损失了超过五十五万五千人，几乎把老蒋的所有军力都耗尽了。

面对惨重的失败，老蒋在李宗仁、白崇禧等“诸侯”逼迫下，最终不得不宣布下野。参与淮海战役的蒋军将领中，从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杜聿明开始，足有一百二十四人之多。蒋中正痛斥战败责任归杜聿明，原因在于杜聿明的职位——“前进指挥部主任”。当时，徐州“剿总”的总司令刘峙，实际上不过是个摆设，真正指挥战斗的正是杜聿明。按规定，其他如孙震、刘汝明、冯治安、韩德勤、李延年等副总司令，应当听从杜聿明的指挥。但他们往往无法接受杜的指挥，尤其是孙震和韩德勤，几乎没有任何实权。刘汝明等人虽然有兵力在手，但让他们听命于杜聿明，不但难以服从，还让他们的部队陷入危险境地。

蒋中正的管理方式，一直是通过在下属之间制造互相制约的动态平衡来维持控制，只有下属之间互相不满时，才会直接向他报告，这样他就能越级指挥。淮海战役中，蒋军徐州“剿总”混乱不堪，各兵团和绥靖区的司令各自为政，完全没有统一的指挥，甚至连第二兵团司令邱清泉有时也不听杜聿明的调遣，更别提那些担任兵团司令的刘汝明、李延年和冯治安了。

根据刘汝明的少将参谋长李诚一的回忆，刘汝明在战役期间，甚至绕过杜聿明和刘峙，直接向蒋中正的儿子蒋纬国献计，表示他有办法可以突破解放军的围攻，救出黄维的兵团。刘汝明自述的计策非常大胆，他建议从淮南出发，以奇兵路线救援黄维，绕开解放军主力。然而，这一计划最终未能得到实施。蒋纬国当时只是一个装甲兵上校，显然并不具备战略眼光，对刘汝明的“妙计”并未给予充分重视。

刘汝明的背景也颇为复杂，原为冯玉祥西北军的旧部，在抗战爆发后才被蒋中正提拔。尽管他当上了第四绥靖区的司令，但那时的“上将”军衔其实没有多大含金量。第四绥靖区后来改编为第八兵团，刘汝明的兵力也缩水了很多，曾经的五十多个县和资源被削减得只剩下两个军六个师，兵力对比邱清泉的第二兵团可谓是微不足道。

李诚一回忆，刘汝明十分不满自己的“边缘化”地位。他认为，虽然商丘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地带，但被安排在外围防守非常不利。刘汝明向参谋长李诚一抱怨道，自己和部队被迫处于非常不利的战斗环境中，感觉自己不过是被用作诱饵。邱清泉并不愿驻扎商丘，而是故意把刘汝明留在那里，借机诱使解放军进攻，再由邱清泉的主力进行反击。然而，刘汝明并不傻，他察觉到自己在战略布局中被当作了炮灰，因此迅速下令撤退，然而米文和师仍然被解放军全歼。

在黄维兵团被围困在双堆集时，老蒋曾指示刘汝明和李延年速派军队支援，但刘汝明知道这条路极为危险，因此一直拖延，最终他的部队比李延年更慢地行动，导致黄维兵团未能得到及时解围。蒋中正愤怒至极，曾派兵围住刘汝明所在的司令部，然而在一番虚惊之后，刘汝明依然未有任何实际的军事行动。

这一切的混乱，进一步证明了蒋中正在战局中的管理失误。刘汝明的“妙计”也终究没有得到执行，而这一失败，标志着蒋军在淮海战役中的彻底溃败。在战后，刘汝明被任命为京沪杭警备副总司令兼第八兵团司令，但他的第八兵团已被削弱，兵力更加单薄，最终他被调往台湾并在1975年特赦后病逝。黄维在被解围后未能感激刘汝明的“妙计”，而是冷漠地只提到了李延年兵团的援助，刘汝明的计划就此成为了一段未曾实现的历史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