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1日清晨，戴中溶像往常一样在监狱里从沉睡中醒来，却惊讶地发现今天的情形与以往大不相同。牢房的大门竟然敞开着，没有任何狱卒看守。他和同牢的九名狱友带着疑惑，缓缓地走出牢房。走出门口，他们更是震惊：监狱的正门也同样敞开着，整个监狱空荡荡的，除了他们这十个人，根本没有其他人影，甚至连一个看守人员都不见踪影。

戴中溶所在的监狱每天都会有人被处决，他们这群狱友几乎每天都在等待死亡的降临。长期生活在这种煎熬之中，他们无数次幻想过各种可能的状况，但从未想到过会遇到眼前这般诡异的情形——监狱竟然人去楼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戴中溶是嘉定人，自幼体弱多病。虽然他怀有从军报国的志向，但身体状况不佳，使得他难以实现军旅梦想。于是，他立志读书报国，成年后考入交通大学电机工程学院。当时的交通大学师资雄厚，是国内顶尖学府之一，培养了大量人才。

在戴中溶的众多老师中，有一位叫张廷金的教授，他是中国电信界的泰斗，被誉为中国无线电的先驱。戴中溶天资聪颖，且勤奋好学，在张教授的指导下，他在无线电领域迅速崭露头角，不久便在电讯领域小有名气，成为国内较早的一批高端技术人才。

虽然戴中溶没能进入直接作战部队，但凭借学识，他找到了另一条从军的道路。张钟俊教授建议他应先服役两年，积累军中经验，再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

毕业时，正值西部军队急需电讯领域的专业人才，这既是机会，也是挑战。机会在于他毕业即能参军，未来军中前景广阔；挑战则是西北军区地处偏远，生活艰苦，对于未曾经历过艰难环境的学生来说是一场严峻考验。

最终，戴中溶决定投身西北部队，尽管对“西北王”胡宗南了解甚少，仍独自前往。后来事实证明，这一步是他职业生涯的重要转折。虽然未能按张教授建议短暂服役后返回，他选择长期留在胡宗南部队。

戴中溶抵达时，正值胡宗南大力发展电讯建设。作为电讯领域的高材生，他迅速成为急需的人才。凭借为胡宗南构建通至营一级无线电通信网的功绩，他迅速升任长官司令部机要室副主任兼电讯科科长，挂少将军衔，跻身胡宗南的亲信将领。

长期处于胡宗南部队核心岗位，戴中溶熟悉大量机要文件和电讯情报，却也深刻感受到国民党内部的腐败黑暗。他对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挑起内战的行径愈发愤慨。

与此同时，他对进步思想的接受度越来越高。每当阅读共产党人的著作，总能产生强烈共鸣。戴中溶向来果断坚定，意识到自身理想与国民党格格不入，决定放弃国民党的前途，毅然前往延安，与革命同志共谋保家卫国。

1938年底，戴中溶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妹妹。她是名共产党员，得知哥哥的意向后非常欣慰，立即将此事上报中央。中央对戴中溶的态度十分重视，但最后决定让他继续潜伏在胡宗南身边，而非直接前往延安。

从此，戴中溶成为中共的情报员，利用职务之便获取大量重要情报。胡宗南准备进攻延安的计划，正是由戴中溶提供，极大帮助了延安的防御。因立下此功，他被中央嘉奖，后亦被国民党称为延安攻占失败的关键因素。

戴中溶在胡宗南身边的潜伏工作极其重要，但也极其危险。随着北平中共秘密电台被军统破获，西安情报网遭受重创，多名重要情报员被捕。

当时戴中溶在延安工作，突然接到胡宗南的电令，要求他立即回西安面谈，并安排专机接送。戴中溶心中明白，这显示胡宗南对他产生怀疑，专机接送意在防止他逃跑。

尽管有机会逃脱，戴中溶选择不逃。他自信自己潜伏期间没有留下破绽，也不愿轻易放弃多年经营的情报网。地下工作者忠于使命，他决定回去面对质问。

回到西安后，果然被立即押送审问。戴中溶早有准备，面对刁钻盘问始终沉着冷静，应对自如，使审讯者十分头疼。最终，审问者恼羞成怒，以莫须有的罪名判他十年徒刑，完全没有“通共”证据。

随后，戴中溶被押送南京军统看守所，和他一同被捕的多为此次电台案牵连者。审讯后，有五名同志被杀害，英勇牺牲。

抗战形势紧张，戴中溶又被押送杭州监狱。这里关押着数千政治犯，气氛阴森恐怖。他和另外九名同志同囚一室，目睹每天有同志被敌人带走枪杀，大家几乎每日如临大敌，毫无出狱希望。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1949年5月1日清晨，戴中溶醒来时发现牢门敞开，一个看守送来早餐后便消失无踪。走出牢房，监狱内竟空无一人，大门敞开。他们走出监狱，看到路过的解放军部队，才知监狱已被解放军解放。

他们了解到，经过的部队是野战军，因追击敌人暂时不驻防。戴中溶与其他同志商议后决定暂时留下，等待后续驻防部队，与组织重新取得联系。

不久，约两千人的解放军部队进驻监狱，原来有人推荐监狱作为营房，部队便入住。戴中溶向部队领导说明情况，对方协助联系当地地下党，终于与组织重聚。

建国后，戴中溶进京拜访罗青长，在其安排下进入通讯部队工作，结束多年潜伏生活。在之后的岁月中，他为解放军通讯事业的发展贡献巨大，成为新中国电讯领域的重要人物。